某天晚饭后电话父亲，他问起此前网购的藤椅是否已发货，我说受新冠影响，X省境内的物流依然存在一些问题，目前显示的状态是“待发货”。

父亲便让我修改一下收货地址，从镇政府所在地转到镇下面的片区中心。我问何故，他告诉我现在不太方便去镇上：前天开始，镇上突然多了很多交警，还有几台大型拖车，一旦电瓶车或摩托车车主没有办法同时出示车牌、车辆驾驶证及意外保险凭证，车子将被扣留及拖走，凭一牌两证去取。我问他一牌两证办下来，合计大概多少钱，他说1200块左右，光办理驾驶证一项就需580块。

1200块可不是小数目，一般电瓶车的售价也就比这个数目多一点；摩托车贵一些，售价在2000块上下的也有不少，这意味着这个额外的1200块相当或接近于车身价格。突然让骑了多年车子的农民朋友缴纳这个费用，很多人心不甘情不愿。

我的家乡位于中部某省东南某县的最北端，山地多，平地少，人地矛盾异常突出，大部分年轻人外出打工，常住人口多是老人与小孩，老人们平日去镇上赶集、买种子和化肥、取钱、取快递及办理其他事务，都是骑摩托车或电瓶车，这算是老传统了。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1-2部摩托车或电瓶车。

关于车牌，我于10年前及4年前两次给父亲购置摩托车，没有被要求上牌，即使后面有关部门为了规范管理，要求车主补办牌照，也应区别对待：对于那些经常需要长距离驾驶的车主，比如经常得跑县城或市里，他们需要办理车牌；对于像我父亲这种一年到头只在村及镇域范围短距离骑行的人，强制其办理车牌，感觉没有必要。

关于驾驶证，电瓶车、摩托车尤其在农村地区更为普及的女式摩托车，学起来非常容易，一学就会，根本不需要像学习汽车驾驶那样进行相关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测试。

关于保险，我感觉必要性也不太大，因为在乡村地区驾驶电瓶车及摩托车的安全系数相对高，一来沿路经常有鸡鸭狗猫等出没，为了规避家禽牲畜等发生意外事故，老人们通常开得很慢；二来多数老人不赶时间，习惯了慢速驾驶，还可以与沿途碰到的熟人寒暄几句。

让偏远乡村地区的电瓶车或摩托车车主一牌两证齐备，其苛刻程度远远超过我目前所在的城市广州。据我了解，广州此前针对电瓶车管理与整治的重点是给电瓶车上牌，不涉及驾驶证、保险一说，且所有收费都是明码标价：上牌工本费30，牌托架20（自愿选择），行驶证快递20，合计50元（最低价位）；意外保险费是自愿勾选，不同档位价位不同。

有关部门打着安全出行的口号，严格检查电瓶车和摩托车驾驶情况，尤其年关将至的时候突然加大管理与整治力度，我很难不去联想部分部门存在突击创收的可能性，其背后的逻辑是以罚代管。

我问父亲以后怎么上街，他说只能走崎岖的小路，为了避免交警的盘查，他的行驶路线会避开铺有沥青路的国道，转而在坑坑洼洼的村道上骑行，把车子停放在离街头还有1公里远的远房亲戚家，再步行去镇上。

除了突击创收，这个事的根子还在于，有些乡镇政府机械套用城市摩托车或电瓶车管理办法去管理摩托车或电瓶车，甚至比城市的规定更加苛刻，存在一刀切或机械移植的嫌疑。

这如同部分乡镇政府打着“创文”或“创卫”的旗号，简单出台不允许农户养鸡或养鸭的禁令。两个事的共同点在于，背离了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没有充分考虑乡村发展实际，前者未考虑老人们出行的现实需求，后者未考虑发展乡村庭院经济的重要价值。殊不知，在乡村地区，管得太狠，统得太死，和美乡村就会走样。

•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姚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