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讼累求解:全国涉老案件一年增加12%

导读 2022年重阳节前夕,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在亚运村法庭举行开放日活动,亚运村法庭是北京首个“适老化”法庭。 (北京朝阳区法院官网/图)原以...

2022年重阳节前夕,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在亚运村法庭举行开放日活动,亚运村法庭是北京首个“适老化”法庭。 (北京朝阳区法院官网/图)

原以为交给养老院的押金会“打水漂”,86岁的李莲准备放弃,不再通过诉讼解决,“人家都说千万别打官司,即使赢了,对方耍赖,法院轻易不采取强制措施,也会拖个两年、三年”。

但最终在家人的支持下,李莲还是走上了法庭。2022年4月,北京朝阳区法院立案后交予亚运村法庭审理。

该法庭有个标签——北京首个适老化人民法庭,从2021年年末开始集中审理朝阳区涉及老年人权益保障类民事案件。

开设适老化法庭的背后是涉老诉讼的大幅增加。2017年以来,朝阳区法院审理的涉老民商事案件增长了42%,同一时期,朝阳区内诉讼案件平均增长率为26%。

在朝阳区法院之前,国内已有多个地方探索适老化诉讼新路,设立老年法庭或老年合议庭。

白云是上海静安区法院涉老法庭的法官,她觉得在涉老案件审理中,最关键的是如何走进老人心中,获取老人的信任。“核心就是根据他们的性格有针对性地沟通,让对方感觉到我们是来帮助他们的。”

2020年1月15日,四川都江堰市一92岁老人称财产被保姆侵占,提起诉讼。 (人民视觉/图)

看得见的改造,看不见的连接

李莲退休前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医生。她的案件并不复杂,但此类与养老机构的纠纷在涉老案件中颇具代表性。

2018年4月,李莲的老伴因脑梗去世,两个孩子不在身边,她计划找家养老院解决自己的“身后事”。

李莲和老同学找到了位于北京五环内的一家民营养老院。对方承诺,交5.8万元押金就给留床位,随时可入住。若不住,只收200元工本费,返还其他钱款。2018年4月底,李莲和同学一起交了钱,“我觉得反正有那么个地方,到时候能去就行了”。

交了钱,但他们并未入住。

之后,北大第一医院也组织退休职工参观了很多养老院,有的不需要押金。

2021年2月,李莲和同学决定更换养老院。几番争执后,上述养老院在2021年9月和她们签订转让协议,承诺尽快将床位转出后退费,若2022年2月22日还未转出,扣除200元工本费,退还其他费用。

到了2022年3月,李莲与该养老院联系时,对方还一味搪塞,并未履行承诺。

恰巧,李莲那个同学的女儿认识律师,于是决定走法律途径。2022年3月18日,代理律师向朝阳区法院提交了起诉文件。

2022年4月1日,法院系统显示正式立案,由亚运村法庭负责审理。法官助理徐川涵在收案后,考虑到诉讼流程比较繁琐,第一时间联系养老院,提前展开调解工作。2022年4月11日,法院组织线上庭审,当庭调解。

“案情没有太大争议,判决也是支持老人的,但判决就意味着得排期、开庭、判决、申请执行……”徐川涵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对于像李莲这样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讲,这种讼累可能是她难以承受的。

作为北京首个适老化人民法庭,亚运村法庭不仅让李莲感受到了在线诉讼的高效,还让更多参加线下庭审的老人体验到了便捷。

2022年初,朝阳区法院对亚运村法庭进行适老化改造。“核心就是‘便老’和‘安全’。”亚运村法庭庭长李清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改造历时七个月。诉讼服务大厅配备了AED急救设备,一楼设置了“无障碍法庭”、专门的心理疏导室……有位老人在参观时告诉李清华,“一通知要来法庭,在家里就开始紧张了,很忐忑。但看到你们这里的设施和布置后,心里的那道防线就卸下来了。”

除了肉眼可见的改造,还有不少“看不见”的连接。法庭与200米之外的太阳宫社区医院建立医疗应急响应机制,若遇突发疾病,对方可一键响应。办理婚姻家庭类案件,可直接与朝阳区民政局对接;办理养老合同纠纷类案件,可请养老行业协会从中调解。

针对老人诉讼能力较弱,因经济原因无法聘请律师的情况,亚运村法庭还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事业发展中心法律援助部达成了合作协议,可为符合条件的老人选派援助律师。

亚运村法庭还在不断探索涉老案件的相关工作机制。李清华表示,“对于一些涉老案件,特别是赡养类案件和养老机构纠纷类案件,我们争取快立快审快执行。”

李莲的案件也得以圆满解决。经法庭调解,2022年9月,养老机构退还了李莲已交的全部押金5.8万元。

从48.19万到54.25万

朝阳区法院指定一个法庭来集中审理全区涉老案件,背后是全区老龄化程度和涉老案件的增加。

2022年9月2日,《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21)》出炉,显示截至2021年底,北京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441.6万人,占常住总人口的20.2%;65岁及以上常住人口311.6万人,占常住人口的14.2%。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北京已正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而在北京市16个区中,朝阳区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数量排在首位,达72.8万人,占比为21.1%。

相应的,涉老诉讼大幅增加。2021年底,朝阳区人民法院曾对2017年以来审理的民商事案件做过统计,结果显示,该院在过去五年间审理的涉老民商事案件近5万件,案件数量从2017年初到2021年底增长了42%,而与此对应的朝阳区内诉讼案件的平均增长率为26%。

涉老案件数量的增长和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使得朝阳区法院党组产生了将区内涉老民事案件集中审理的想法。

“我们把这类案件集中审理,可以对案发原因、案件要点和当事人争议焦点进行专业化的调研分析,有利于提升专业化审判水平。”朝阳区法院副院长齐晓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他们决定将集中审理涉老案件的工作交予派出法庭。齐晓丹解释,“派出法庭有独立的办公场所,进行适老化改造相对方便。而且,可以根据人口结构选择区内适合的法庭,在审理辖区普通民事类案件的基础上,再集中审理涉老案件,这样不会影响其他民事案件的审理。”

朝阳区人民法院下设王四营、双桥、亚运村、奥运村等多个派出法庭。其中,亚运村法庭管辖太阳宫、亚运村等7个街道的案件,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超过12万,占比约为26%,远高于朝阳区的平均水平。

相应的,亚运村法庭的法官们以往审理的涉老案件数量也更多。“在亚运村法庭的管辖片区内,老旧小区比较多,其中有不少老国企和机关单位的职工楼,那么相应的,继承类案件发生的概率就会更高。”李清华解释。

不仅是北京朝阳区,就全国而言,涉老诉讼案件也在增加。

中国老龄协会联合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开展了全国涉老案件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结的涉老案件数量从2020年的48.19万件增至2021年的54.25万件,仅一年的增幅就高达12%。

类型更加多元借贷纠纷居首位

全国率先探索涉老案件集中审判的是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他们在1991年11月成立了老年法庭,在1994年设立了老年审判庭,目前已组建二十多人的专业涉老审判团队。

2021年重阳节前夕,该法院发布了涉老民事案件审判白皮书。结果显示,2011年到2020年,静安区法院共受理涉老民事案件9381件,逐年递增。

在涉老案件数量增加的同时,涉老案件的类型也更加多元化。不同于以往主要集中在婚姻家庭领域,近几年愈发向经济领域的民间借贷纠纷倾斜。

静安区法院的涉老审判团队在2021年调研发现,其审理的涉老案件在近几年增长最快的是民间借贷纠纷。

这与中国老龄协会发布的报告所显示的数据一致。2021年度中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结的涉老案件中,排在前三的民事案件是民间借贷纠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和买卖合同纠纷。在2019年的涉老民事案件中,借贷纠纷同样以8.23万件的数量居于首位。

静安区法院涉老审判团队负责人白云发现,借贷纠纷案由是不少老人在投资理财时选择了类似于P2P的借贷平台。

朝阳区法院审理的涉老民事案件中,合同类案件数量从2017年至2021年增长了50%。“这也是老年人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普遍性和积极性有所提升的结果。”李清华分析。

北京科技大学法律系教授王竹青1990年代在石家庄市长安区当过法官,她彼时审理的涉老案件还主要是子女赡养和财产继承,“连离婚纠纷都不多,更别提经济领域”。

到了现在,即使在传统的离婚纠纷中,也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在白云审理的案件中,由于家庭琐事、家暴、出轨等原因来离婚的老人有明显的增加。

而在涉老刑事案件中,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的报告显示,近年来,涉老诈骗案件在侵害老年人权益的刑事案件中位列首位。

王竹青对于涉老案件一直较为关注,她留意到,不少老人有养老需求,但资金有限,所以选择将房子“盘活”。而一些金融公司或者中介公司就将老年人作为目标群体,骗走老人的房产。

目前来看,涉老案件中仍以民事案件为主,在2021年的涉老案件中,民事案件占比超九成。老年法庭集中审理的也都是涉老民事案件。

涉老案件集中审理之后,审理时间明显缩短。据朝阳区法院统计,集中审理后,涉赡养类纠纷平均审理时间缩短了30天,涉老年人行为能力认定及指定监护人类案件的平均审理时间缩短了16天。

“缩短的时间”对于一些老人的重要性可能远超想象。

白云对她在2020年年初曾审理的一起离婚案件记忆犹新。原告王女士已经76岁,起诉时已是一名肺癌晚期病人,正在接受化疗,其丈夫在她身患重病之后不仅没有出钱治疗,家暴行为反而变本加厉。

案卷材料厚厚一沓,包括老人遭家暴受伤后的照片、验伤报告和病历。

老人和丈夫手头有两套房子,并无资金。如果法院直接判,房子的价款谈不拢,只能估价后一人一套,再互相给对价。老人表示,她已经没有钱化疗,即使判完,房子也卡在那里,可能等不到那笔钱。

见此情况,白云找到老人的儿子,协商调解。最后双方离婚,两套房子归男方,他借了七十万给了折价款,老人得以继续治疗,儿子也承诺如果钱款无法覆盖治疗费用,愿意出钱让老人继续治疗。

白云记得,老人拿到调解书时,说了句“在死之前,我终于拿到钱硬气了一回!”

独特的地方

白云是在2019年2月“入额”成为一名涉老民事案件审判法官的。

刚开始,白云有些不适应。她在审判过程中发现,老年人的诉讼能力比较弱,情绪波动比较大,证据意识也相对薄弱。“他们常常用发誓代替举证,用品格保证代替书面证据”。

这其实是涉老审判当事人的共性问题。江苏省高院的夏正芳和陈丽在调研中发现,老年人诉讼能力普遍较弱,诉讼中往往不知如何主张权利,也不能有效运用法律维护合法权益。具体表现为,理解和表达能力差,聘请律师代理的比例较低。

白云的观察是,诉讼过程对于老人来说是一种煎熬,尤其是长时间的庭审。

老人对于诉讼的重视程度普遍很高,白云就遇到不少老人在开庭前一晚睡不着觉的情况,“我们可能审理完一个案子就结束了,但对他们而言,这涉及他们的房子、钱,甚至涉及他们后半生能不能活下去,能不能更好活着的问题”。

王竹青认为,涉老案件独特的地方就在于老年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老人的思维不像年轻人那样敏捷活跃,有些老人是做不到表达和思维一致的,还有些老年人在表达时内心有很多顾虑,这就导致他们说出来的未必是内心真实意愿。”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王竹青认为需要法官在长期的审判过程中去摸索和总结。

白云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就发现,老人激动之时可能拍桌子吵起来,那时表达的可能才是他们内心最真实的诉求。

徐川涵也有同样的感受,“跟老人沟通与一般当事人不同,老人表达欲比较强,有时候还有点固执。但好多细节记不清楚,还得靠谈话人引导,得给他们充分的时间,让他们觉得自己被尊重。”

与此对应,他们需要在多种身份中随时切换。“我们有时是法官,有时是居委会大妈,有时候又变成了他们的朋友。”白云补充道。

探索适老化司法新路径的,不只上海静安区法院和北京朝阳区法院。

南京市秦淮区、无锡市北塘区和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也分别于1996年、1997年、2012年设立了老年法庭或老年合议庭,对涉老案件优先立案、优先审理,建立了涉老案件陪审员制度、赡养案件“无效抗辩告知书”制度、巡回审理制度和司法调解制度。

北京老龄法律研究会会长陈洪忠设想,未来的老年法庭说不定会像少年法庭那样普及。“特别是在城市里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应该有涉老审判的法院,这样可以保证法官对于涉老案件的审判能力更高,推动涉老审判的司法实践不断发展。”

虽然专门建适老法院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在王竹青看来,每个法院设一个老年法庭是可行的,“如果有个法庭专门审理涉老案件,就可以慢慢培养出专业化的涉老审判团队”。

为何要培养专业化的涉老审判团队?王竹青认为,在涉老案件的审理中,最珍贵的其实是这群积累了与老年人打交道经验的法官,“他们能以老年人接受的方式去沟通,讲清其中的利害关系,那么,案件的调解就会比较顺利。”

(应受访者要求,李莲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魏翠翠

免责声明:本文由用户上传,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