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个生命在即将熄灭之时，用自己的余晖照亮了更多在绝望中等待的人们，“从此天各一方血脉相连，让生命突破了生与死的藩篱”。
2012年7月6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成立，十年来，截至2022年12月11日，已实现捐献人数43237人，捐献器官个数131043个，挽救了十多万人的生命。
“器官捐献，生命永续。”澎湃新闻推出“让生命永续”系列报道，记录一位位器官捐献者的故事，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2021年3月31日，全国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暨宣传普及活动在南京举办，现场向纪念碑献花。
没有器官捐献就没有器官移植。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器官短缺问题，让器官移植更好地造福于民，我国启动了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相关工作。2012年7月，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应运而生。
十年间，人体器官捐献制度不断在完善优化。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司法渠道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渠道；2016年建立了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2017年通过红十字会法修订案，明确把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列为红会的法定职责；2020年5月我国首部《民法典》通过，对器官捐献的相关内容作了明确规定……
过去十年，人体器官捐献行业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2022年12月9日，《中国器官移植发发展报告（2021）》正式发布。报告中显示，2021年，中国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达到5272例。
2020年12月6日，浙江“生命礼敬园”开园。
近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中心主任侯峰忠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人体器官捐献数量稳步增长，缓解了器官严重短缺的状况，挽救了十多万人的生命，服务了医学发展，有效助力了健康中国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他介绍，如今人体器官捐献被社会广泛认可和接受，550多万人登记。仅2020年一年的志愿登记人数就达到了100万人，2021年更是突破了150万人，近两年的志愿登记人数已经超过了前十年登记人数之和还多。
同时他也表示，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器官衰竭患者数量庞大，现在每年约30万人因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的病人中，仅2万多人有机会获得器官移植，供需比例为1∶15，器官短缺依旧是制约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侯峰忠提出，未来会加强国家和省级器官捐献管理机构的建设，壮大器官捐献工作队伍，建立更完善的器官捐献体系，确保器官捐献工作阳光、公正、高效开展。
共识的凝聚：从政策立法到成立机构
1999年，年仅29岁的深圳大学教师向春梅不幸罹患直肠癌，面对突如其来的病痛，她毅然地做出了捐献器官的决定。她在《器官无偿捐赠申请书》上写道：“我愿意在我死后献出我的一切有用器官。我相信我的两个眼角膜是完好无损的，也许能给需要它的人带来一线光明。”
向春梅去世后，她的眼角膜不仅帮助两名患者重见光明，作为广东省深圳市无偿捐献眼角膜的第一人，她也为推动我国器官捐献事业作出贡献。
2016年10月17日，首届中国-国际器官捐献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
《南方日报》曾报道，在向春梅捐出角膜的当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吴江影牵头提出了一个要求为角膜捐献立法的议案。
“制订这个条例，最难过的不是技术关而是传统伦理关！”参与、领导该条例制订工作的时任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国权接受采访时说，“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传统的伦理思想还非常重。中国人一向都很在乎遗体的完整性，所以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顾虑重重，认为立法时机尚未成熟。”
事实上，这个统一认识的过程集中在两个观点的交锋上：是等传统观念有所改变后再立法，还是通过立法来改变世俗的观念？
深圳市的立法者们最终选择了后者，而且干脆一步到位由角膜捐献扩大到人体器官捐献的范围。
2003年10月，我国第一个有关器官捐献移植的地方性法规《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施行，从而开了在法治框架下推动器官捐献移植工作的先河，深圳红十字会参与其中。
但是，直到2006年2月10日，深圳才实现首例通过红十字会开展的非亲缘公民逝后多器官捐献。捐献者是一位四川籍农民工，因突发脑溢血去世，无偿捐献肝脏、肾脏和眼角膜。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第一步就走了6年多，器官捐献推动之难可想而知。
2005年，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的WHO西太区高级别卫生工作会议上表示，中国将大力推进器官移植体系的改革，发展公民自愿的、无偿的器官捐献。
从此，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行业发展进入发展建设阶段，开始建设法制化、规范化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
器官捐赠很重要，但困窘之处在于：谁来做这项事业？器官捐献不同于一般医学问题，其本质是一项与医学相关的社会动员工作，关键要取得社会认同，不能单靠行政来推动，更不能依靠经济利益驱动。
2019年1月27日，“一个人的球队”站在专业篮球赛场上，与中国女篮队员进行一场友谊赛，成功为叶沙圆梦。
“在探索的过程中，各方意识到，红十字会参与是比较合适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任侯峰忠说，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是红十字会的宗旨，无论生存境况堪忧的器官衰竭患者，还是遭遇重大不幸离世的捐献者，都是红十字会关心的弱势群体。“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也与捐献者的大爱奉献精神相一致，更能得到捐献者家属认同。
2007年5月，国务院正式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各级红十字会依法参与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等工作”。这是我国涉及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的首次全国性立法，为红十字会在全国层面正式参与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提供了政策法规依据。
2010年3月，卫生部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了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试点工作，立足中国国情和文化，学习借鉴国际经验和做法，重点从组织机构、报名登记、协调员队伍建设等方面开始探索。
侯峰忠说，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从国务院移植条例出台到开展试点、机构队伍成立无一不体现在其中。
2012年7月6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经中央编办批准成立，主要负责参与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动员、报名登记、捐献见证、公平分配、救助激励、缅怀纪念及信息平台建设等相关工作。
推广和转型：走向全国，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
2013年2月，试点取得成功后，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北京召开视频会议，人体器官捐献开始向全国铺开；同年8月，卫生计生委发布了《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10月底，由国家移植委员会OTC在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大会上发表了“杭州决议”，要求移植医院进行公开、公正、透明的获取与分配器官，坚决贯彻卫生计生委8月颁布的规定，强制进行COTRS计算机系统分配器官的方法。
侯峰忠介绍，2014年，中国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取得重大突破，仅一年就实现近1700例捐献，成功完成了5000个大器官移植，加上亲体捐献，2014年我国的80％器官均来自公民自愿捐献。
2020年11月17日，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十周年宣传活动在浙江杭州举办，“一个人的乐队”现场演唱《感受生命》。
2014年12月3日，中国OPO联盟昆明研讨会召开，黄洁夫代表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中国捐献与移植事业进入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来自中国政府和医学界的这个庄严承诺，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广泛关注，在国内也赢得了一片叫好声。
侯峰忠说，自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器官的数量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2015年器官捐献2766例，超过以往历年捐献例数的总和，2016年捐献4080例，2017年捐献5146例，2018年捐献6302例。
侯峰忠说，还有另外一个数据能体现器官捐献在全国逐渐被大家所认知，那就是器官捐献自愿登记人数。2010年是1000多人，2011年是将近2000人，2012年是3000多人，2013年就到了1万3千多人。2014年和2015年都是2万多人。
早期都是书面的登记，后面启动了线上登记系统，2016年登记人员就突破了10万，2017年突破了20万，2018年突破50万，2019年突破80万，2020年已突破了100万，去年是突破了150万。
侯峰忠说，最早的时候只能到当地红十字会去现场填写纸质版信息，后来实现了网络登记，再后来在手机端微信公众号中也可以登记，现在通过施予受、津心办、浙里办、网上国网等其他授权平台也可以登记，并且其他各个方面的渠道也正在拓展中。
实际上，完成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也只是第一步，它仅仅是本人对器官捐献意愿的表达，要想最终实现捐献，还有几项“硬性指标”：需要经过严格的医学评估，确定其器官是否适合捐献；需要核实志愿登记信息并以书面形式征求直系亲属（父母、配偶、成年子女）的同意，在《人体器官捐献亲属确认登记表》上共同签字确认；器官获取必须在两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见证下，根据捐献意愿获取相应器官。
2016年9月29日，在安徽省立医院，医护人员、协调员向41岁援藏医生赵炬的遗体默哀致敬。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王海波曾表示，提高器官捐献率的首要任务是普及捐献理念，澄清公众对器官捐献的模糊认知。在他看来，认为“登记了就要捐献”，就是器官捐献登记的一大“拦路虎”。他明确表示，登记捐献与实际捐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事实上，每100个逝世的人中，只有1人才有可能符合捐献的医学条件。
自愿、无偿是我国人体器官捐献的两大基本原则，生命不可挽救去世后才能捐献是基本前提。而侯峰忠表示，在“自愿”中有些情况是不能接受的，比如有一些年轻人和家人闹矛盾赌气做了志愿登记，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会跟家长和孩子进行科普，告诉他们器官捐献中的责任和意义，并对其志愿登记予以撤销或保留。
还有动了轻生念头的人主动打电话提出捐献的，“这种情况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实现捐献的，这不符合伦理、不符合捐献的前提。”侯峰忠说，疫情期间，他在值班时接到过类似的电话，聊了整整三个小时。在电话里，他好好劝对方“好多人因为生命正在离开而不舍，万分留恋这个世界，而你身体这么好，更应该好好珍惜去活着。”
最终，对方选择了放弃轻生，“想一想我确实比其他人好得多，我还是要好好活着。”
器官捐赠意识之变：“一个人的球队”感动国人
2016年10月17日，中国—国际器官捐献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召开，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发表视频讲话表示，中国初步探索建立的既遵循国际原则，又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的人体器官捐献中国模式是积极有效 的，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赏。
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推广下，更多器官捐献的故事被他人所知感动了国人。
2017年4月27日，热爱篮球的少年叶沙因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离世，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6岁。突如其来的噩耗令其父母悲痛欲绝。
在儿子生命最后一刻，他们决定捐献出儿子的器官，叶沙的心脏、肺脏、肝脏、两个肾脏和一对眼角膜，捐献给了7个急需器官移植的病人，让他们重获新生……
2018年6月，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通过湖南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联系到五位移植受者，得到积极响应。为了延续叶沙的篮球梦，受捐者刘福、颜晶、黄山、胡伟、周斌决定让叶沙以另一种方式“留在”这个世间。于是，他们组成了一支篮球队，取名为“叶沙”。
2018年底，“一个人的球队”得到了中国女篮的响应，在呼和浩特举办的女篮全明星赛上与女篮队员打了一场“比赛”，为叶沙圆了篮球梦，央视暖春行动也进行了特别报道。
2019年8月30日，“一个人的球队”登上“篮球世界杯”开幕式的舞台。演员成龙讲述了“一个人的球队”的感人故事，并与队员深情演唱《壮志在我胸》，让全世界都知道了发生在中国的器官捐献感人故事。
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不断上演：
2018年5月10日，年仅31岁的退役军人胡晨去世，捐献1个肝脏、1对肾脏和1双角膜，5位患者重获新生。他是安徽省首例退役军人捐献器官者。
在广东，17岁的实习护士吴华静因车祸导致脑死亡，家属同意将其器官进行捐献。黄洁夫得知后连夜赶往原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亲自主刀将其肝脏、肾脏和眼角膜移植到受体体内，挽救了两个人的生命、让两个人重见光明。
在浙江，法国留学生小奥在旅游时发生意外，留下了捐献器官的遗愿。他捐赠的肝脏、肺叶等器官最终拯救了国内4位病人的生命。
2019年5月9日，在重庆西南医院任教的澳大利亚籍捐献者菲利普去世捐献器官，在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见证下，家属签署《人体器官捐献亲属确认登记表》。
在昆明，10岁女童小继琴放学途中被重物打中头部陷入昏迷，最终无力回天。家属捐献其一个肝脏、两个肾脏、一对眼角膜让5人受益，让孩子“换一种方式存在”。
在青岛，4岁女童小九月因病去世，家属忍痛作出决定，无偿捐献她的双肾、肝脏和眼角膜，给5人送去了和重见光明的希望……
随着器官捐献的宣传，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生命，逐渐摒弃传统观念，器官捐赠意识也在逐步增强，不少人在生命结束之际选择捐献器官。
在工作中，侯峰忠感受到，器官捐献登记志愿者确实属于社会上道德风尚更高，更具爱心和奉献精神的人群。每个登记的志愿者都会拿到机构发的一张电子或实体的器官捐献登记卡，这张卡也被称为“好人卡”。
曾经出现多次，登记人不小心遗失钱包，其他人捡到钱包后，看到这张登记卡，就联系上捐献中心，要求帮忙找到钱包主人，“就冲这张卡，就知道丢钱包的是个好人”。
截至2022年12月初，全国累计器官捐献 4.3万余例，累计捐献器官超过13万个，累计志愿登记者560余万人，这其中99%是在近10年内完成的，侯峰忠说，这些数据都呈现了过去十年器官捐献事业的快速发展。
困难与展望：器官短缺仍是现实，提高捐献意愿仍需努力
从宣传动员到与家属沟通、捐献确认、获取见证、捐献完成整个进程都离不开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们是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骨干力量。
中国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不断组建专业的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些协调员均经过专业培训，持证上岗。他们又被称为是生与死的“摆渡人”，一边是撕心裂肺的生离死别，另一边则是殷殷期盼的生存希望。
“从机构到队伍，一个覆盖全国的人体器官捐献组织网络基本建立。”侯峰忠说，随着十多年的发展，目前全国有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2200余人，志愿服务队伍400多支5000余人。
即便如此，器官短缺仍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侯峰忠说，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数量庞大，现在每年仅2万多人有机会获得器官移植，很多人在等待中去世，器官短缺依旧是制约器官移植技术造福于民的主要原因之一。
2018年，湖州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启动“牵手小海豚 续写爱乐章”志愿服务项目，关爱器官捐献者家庭子女。
曾经有多位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在媒体上发出过呼吁。全国人大代表、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在2021年全国两会时表示，目前器官的捐献远远达不到病人的需求，“很多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三十个病人在等一个器官，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要大力推动我国的爱心器官捐献。”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王海京说，“有些医学院校甚至因遗体短缺取消了解剖实验课程。”
王海京解释，在医学教学中，按教学大纲要求4-7名学生解剖一具遗体，目前我国医学院校在校生平均20人才能解剖一具，这对中国医学工作者的培养和医学事业的发展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需要从法律上明确捐受双方的权利义务；规范器官捐献的程序、运输与分配等制度；明确卫生、教育、药监、民政、公安、交通等各部门的职责，实现部门密切配合，高效运转；国家政策支持，优化捐献流程，加强人文关怀，解除捐献者顾虑等。”王海京建议。
不可否认，我国的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还处于发展的初期。侯峰忠认为，进一步提高这一体系的公平和效率，是帮助公众建立信任，提高捐献意愿，推动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健康发展的关键，这也是我们所有从事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人员努力的方向。
侯峰忠表示，一路走来，他对国家的器官捐献事业很有信心，“随着国家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在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组织网络、运行机制、保障措施等方面的不断健全完善，随着社会公众捐献意识的不断提高，器官捐献数量将会不断增加，所有患者将会有机会等到救命的器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