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人写作正成为一种潮流，名不见经传、从没受过专业写作训练的普通人，将自己的故事出成书。图为素人作者许路(左上)、吴为(左下，和外公外婆)、杨岚(右下)、李一洋(右上)。 （资料图/图）

黄昏的光线裹在缭索上，随着海风跳跃，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鱼腥气，浪涛在有节奏地拍打着。福建诏安老家的大帆船，正停靠在这个橘黄色的码头上。父亲带着“我”上船，跟老家来的船员围坐在甲板上，支起一只脚，泡茶下棋。而“我”则上蹿下跳，四处寻找和捡拾遗落的船货。

童年的许路便是在这样的场景中成长的。那些来自诏安老家的大帆船，悄然成为他的情结。长大后，复原一艘中式帆船，并驾驶它跨洋航行的渴望愈发强烈。

许路花了八年时间在沿海各地的老港和渔村间穿梭、寻访民间造船工匠，研究各类官方和民间的船谱，确定中式帆船的复原原型，最终造出了一艘“太平公主号”。船出航了，许路却因为造船期间就存续的各种利益冲突留在了岸上。如他自己所说：“一个完美主义者编织的完美故事，往往不会有完美的结局。”

机缘巧合听到这个故事后，出版人涂涂当天晚上便在图书编辑群里留言，一定要做许路的书。尽管当时这本“书”连一个字都没有。

2019年，许路正式写下这个故事。2022年7月，《造舟记》出版，这是许路的第一本书。

过去，新的写作者通常从文学期刊涌现，《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花城》等纯文学期刊，数十年来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新秀。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文化市场的变化和大众媒体的发展，素人作者的创作渠道变得多样化。

“以前只有一个所谓学院化的或者间接化的通路，而现在通路多了。你会发现民间其实一直有创作。”涂涂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如何将这些民间的创作转化成一本书，是横亘在众多新人作者与出版方之间的问题。从写出自己的故事，到这本书真正出版，中间的各个环节紧密相连。

把故事变成文本

2019年，在涂涂的鼓励下，许路动笔写自己的故事。

在这之前，许路的文字几乎都是关于中式帆船的调查和研究。他每天会记录自己的工作情况，形成一份工作笔记，其中包括他的田野调查——沿着福建海岸线探访几十处造船作坊和上百位造船师傅，搜集有关造船技术的口述资料，包括他回到书斋后研究梳理的各类船谱，官方船谱相当于船的材料手册，告诉他船是什么样子，民间船谱更多记载的是船的营造法式，解释船是怎么造出来的。

有些内容他随手记在小笔记本上，有些则会整理后录入电脑。造船后期，许路将这些工作笔记做了个人著作权登记。

借助一部分外界资金，许路最终将这些文字成功付诸实践，复原出中国古船“太平公主号”。但如果他要随船出海，就必须接受策划公司对船员的一系列限制条件，包括不能发表自己在前期所做的古船复原研究，以及今后有关“太平公主号”的复原实验论文，甚至可能要交出所有研究成果，冠以别名。

为了这些文字，许路放弃登船，保留了自己的著作权。他的这些工作笔记累计八万字，成了《造舟记》的原始素材。许路写书的重要驱动力，就是让中式帆船的营造法式流传下来。有了这本书，“一个普通读者也可以把这艘船造出来。”涂涂解释。

跟许路类似，杨岚的第一本书《琴人》也是从笔记开始的。

十六岁那年，杨岚在电视上看《笑傲江湖》，山林与琴，从此让他魂牵梦萦。此后，已经肄业的杨岚开始斫琴、弹琴，此后写古琴笔记，把自己的学习感受或者知识经验记录下来，“像旅行时会想着带些纪念品”。当时他的记录有些枯燥，甚至带着严肃。

杨岚的朋友雪峰是一位策划编辑，他建议杨岚把这些经历写成非虚构文本。

杨岚从自己学琴的经验写起，慢慢形成了一个非虚构文本的雏形。也是在这时，他才意识到写作对自己的意义——写作是一种自我梳理，也是一种建立在自我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古琴完成不了的。古琴是私人化的东西。

对李一洋来说，写作源于自我身份认同的表达。李一洋出的第一本书是小说《灰耳朵》。他从小随父母生活在加拿大，在学校很少有机会说中文，但越被压抑，他就越想找一个渠道去正视自己的中国文化身份。中学时代，这个渠道是阅读中文书。到了大学，图书馆里的中文读物很少，他萌发出写作的念头，写出代表他自己声音的文本。

2010年李一洋回国去新疆禾木旅行，看到一边是草原，一边是参天大树的场景，想象这个地方能发生什么样的故事。这颗种子埋在他的心里，此后他回国工作，直到将近十年后，在一个相对空闲的时期终于动笔，从新疆的那个场景出发，写下带有成长寓言性质的小说《灰耳朵》。

如何让编辑看到

对于新人作者而言，写下自己的故事只是第一步。与出版方建立联系并不容易。直接投稿，大多数可能会石沉大海。

过去六年里，涂涂的出版公司做了许多新作者的“第一本书”。他最初发掘这些新人，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个是他听说了有这么个人、这么件事，此后机缘巧合地与作者建立联系——他自己去找的也有，但很少。另一个途径是别人的推荐。“一般来说它的可能性要更大，因为他已经感动过一个人。”涂涂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投稿也有。自从在大众印象中形成“新人新作”的伯乐标签后，涂涂的邮箱时常能收到很多书稿。但迄今为止，没有一份投稿是他喜欢而觉得可以出版的。

许路算是第一类途径。一开始是他的太太乔阳，写了一些关于白马雪山和梅里雪山的文字，想要把它们变成一本书，但不知道怎么实现。而许路的朋友，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正好跟涂涂住在同一个小区，许路由此联系上了涂涂。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上，涂涂来到洱海边，在许路家的小院子听许路和乔阳的故事。涂涂是抱着对雪山故事的期待去的，结果乔阳告诉涂涂，许路做的事情才了不起——他造了一艘复原清代赶缯船的“太平公主号”，船去了太平洋。于是，许路与大海、古船的故事在涂涂面前徐徐展开。

“写下来吧，”涂涂鼓励许路，“也许，这可以是另一种抵达。”《造舟记》由此诞生。

2021年夏天，杨岚写完自己的书稿后，立即发给自己的朋友雪峰。雪峰自己在做一个独立的出版品牌，但是杨岚对这个品牌合作的出版社没有太多兴趣。于是雪峰积极寻找其他出版方，最后把书稿给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我思工作室。对方当天晚上收到稿子，隔天就决定要出杨岚的书。

相较于许路和杨岚有朋友引荐，李一洋与出版方的联系过程比较波折。

李一洋之前对书的出版几乎一无所知。写完小说，他搜索一些出版社的网站，找到它们的投稿邮箱，将自己的小说投递过去，并附上一封信说明投稿意向。这些邮件都没有回音。

李一洋后面才慢慢了解到，大部分出版社的图书编辑，较少会倾向于从公共投稿邮箱里去寻找合适的作品。

他当时还了解到另一个途径——有些作者是在豆瓣阅读上进行连载，而后被出版方发掘的。新人作者陈春成的出版故事给李一洋留下深刻印象。陈春成一开始也是在豆瓣上发表自己的小说，陆陆续续地发，慢慢地积累了一些关注。因为反响很好，理想国的编辑主动联系到他，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

“之前我觉得还是有这个渠道的，就是说你在豆瓣或者其他地方发一些东西，能让人看到，幸运的话，还可以被编辑找到，然后出版。但是近两年我觉得这个渠道也蛮难的。”李一洋说。他觉得这种机会有点像中彩票，很难再出第二个陈春成。而且那个平台上后来连载的许多作品更像网络文学，李一洋觉得这不适合《灰耳朵》的风格。

写完书稿大约半年后，李一洋在豆瓣上看到行距文化的投稿介绍——这是一家出版经纪公司，而不是出版社。抱着再试试的心态，他将自己的小说投了出去。不到一周，他收到了回复，成功签约了版权经纪人。

版权经纪人像是连接作者和出版社之间的桥梁，他们会帮忙向合适的出版机构推荐作者的选题。此后九个月里，李一洋的版权经纪人都在积极联系出版方，但有些出版方不太敢做他的书。李一洋印象较深的是有一次，北京的一位图书编辑对这本书很感兴趣，报到选题会上，最后被否决了，理由是作者是新人，没有流量。出版方基本上担心的还是销量问题。

2021年5月，《灰耳朵》终于与出版方签约了。李一洋感叹自己的好运气。他知道，很多作者写得很棒，“可是如果没碰到能看到你文章的人，你就真的没办法把它出版，无论你写得多好。你可能只有去一点一点地碰。”李一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到底想在一本书里留下什么”

书稿来到编辑手上。作为出版人，涂涂首先思考的是一本书的出版逻辑。这个逻辑跟作者的逻辑不尽相同，因此需要反复沟通。

听完许路的故事，涂涂设想过许路这本书的样子，基本上跟现在的类似，但他一开始不想在书里加这么多纯技术的内容，他只想把故事留下来，因为故事更利于传播。但对许路来说，很明确的一点是，造船技术的部分是最重要的，必须保留。

在第一版书稿中，许路的写作几乎完全基于他以前的工作笔记。在他的工作笔记中，除了技术性的东西，还有情绪性的部分，包括历次面对缺钱的困顿，以及与团队成员之间的冲突。

许路觉得这是自己经历的过程，他想把这个过程陈述出来。但涂涂觉得这些愤怒的情绪不是根本性的东西，不希望许路把这本书写成一本控诉书。在第二稿中，许路对这个部分作了相应的删除，还删减了许多涉及造船技术的内容。

看完稿子，许路和涂涂都觉得造船技术的内容删得有些重了，于是许路又重新整合了第三稿。

“它当然有一点点像是作者和出版人之间博弈的结果，但也不是博弈，它其实就是探索，在一本书里面我们到底想留下什么东西，哪些东西是最重要的。”涂涂说。

对于杨岚来说，与出版方的沟通，其实就是怎么让这本书变得更“读者视角”的过程。杨岚的书稿一开始并非按照时间顺序去写。在第一章写完自己对琴感兴趣的缘由后，他在第二章立马跳到自己在印度时的经历。出版社认为这对读者不太友好，于是帮他调整了框架，基本按时间线来进行，还将初稿中关于古琴的比较严肃的随笔挪到书后的附录里。

杨岚基本接受了大框架的调整，但在一些细节上依然有自己的坚持。比如他的有些字词、修辞、句式被编辑认为不符合语法规范，建议改掉，但他个人倾向于保留原来的叙述方式。

他尤其记得自己在书中提到的一位民国琴人的号，那个号是个异体字，用的是比较生僻的字形，后来遵从出版方的意见改成现在通行的字形。杨岚虽然妥协了，但念念不忘，直到《琴人》加印，他跟出版方特别提出，把那个字改回原来的样子，因为他觉得“名从主人”是最基本的原则。

李一洋在出版前的沟通还比较顺利。他的故事框架几乎一点都没有变。出版编辑跟他说，《灰耳朵》作为他的第一本书，不是要追求完美，而应尽量体现出自己的特点，哪怕它存在瑕疵。

但字句的调整同样是必须的。对李一洋来说，出版编辑是站在读者的角度来看自己写的东西的，他们可以将干扰读者阅读的某些冗余去掉，凸显出其中的亮点。出版编辑每次审完稿子，都会将值得商榷的地方跟李一洋讨论，大多数时候李一洋都能接受，但有些地方，他觉得保留自己原来的更好。

书中有一段描写的是祖先灰耳朵的角脱落，而后角变成一个男人的形象。李一洋用了很多身体器官的名称，比如骨骼、血管。这个时候他是将描写对象作为一个解剖的客体来看待的，这个对象还没有生命。

但出版编辑读后觉得这些器官名词的运用太医学化了，甚至觉得这段描写有些突兀。李一洋阐释了自己的初衷，出版编辑理解了，觉得这样写才是准确的，因此保留了原版。

“它是有特点的，它是我的声音，而不是通过一个工业化流程打造出来的东西。”李一洋说。

“努力推得离聚光灯近一点”

出一本新人新作是一场冒险。在出版市场上，要推出一本新书，通常需要充分考虑它的传播性，而这恰恰是新人新作最欠缺的。这时，考验的是出版方的判断和定位。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前，涂涂在跟新作者吴为聊天。吴为是一位青年摄影师，在她的外公外婆去世后，她用相机拍下他们的遗物和旧居，作为自己的毕业作品《芬芳一生》展出。

听到这个故事，涂涂便很想做这本书。《芬芳一生》原本是个摄影作品展，如果直接做成摄影作品集的形式，跟读者是有距离的。于是，涂涂让她把故事写下来。从写作，到建构逻辑，再到整书编出来，磨了一年。

在原本的摄影作品展中，《芬芳一生》这个名字有特殊的意义。吴为的外公叫杜芳耀，外婆叫温美芬，“芬芳”二字便取自此，贴切，也一直被传播。但涂涂作了一个决定，书名不用《芬芳一生》了，而改成文章里的一句话，《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

在中国，可能绝大部分人都有被祖辈养育的经历，但极少人能够有一个自己的东西反馈给祖辈。在涂涂看来，这本书就是孙辈对祖辈的一个反馈，是用生命写作的反馈，与祖辈对自己的养育是对称的。他觉得有一种最普遍的国民性在里面，放到市场上应该是能够沟通的。

从传播的角度看，新人新作的减分项很明显，与其他成熟的作者作品相比，缺乏原有的受众基础。但对涂涂来说，既然决定要推出一些“第一本书”，那么强化亮点才是更重要的：“一般我不会想哪些部分是减分的，我只想哪些部分是加分的，然后我要强化那个部分。”

比如《与病对话》那本书，作者是一名普通的医生，书里写的是自己的行医记录。作者之前从未写过书，但是在涂涂看来，这本书的加分项有很多。一部分是它教每个普通人要学会和自己的身体相处；另一部分是作者作为一名全科医生，这个身份在大众的认知系统里还比较陌生，她会带来关于身体和健康的不同理解。因此，涂涂在做书的过程中，把这两个部分强化出来。

遇到民间的写作者，听到他们的声音，找到最美的部分并放大。这是涂涂想做的，也是他坚持在做的。对于出版行业，甚至其他内容生产行业来说，他们永远需要新鲜的写作者，也永远需要新鲜的表达。虽然表达的主题可能是古老的东西，这些永恒的东西也许莎士比亚写过，巴尔扎克也写过，但在当下，新的写作者们需要再写一次，写出自己的东西来。

素人作者杨本芬的《秋园》出版后走红，涂涂收到过类似的投稿，来信人会问，家里的爷爷奶奶也写了一些东西，能不能出呢。涂涂的一贯做法是，肯定这个行为，并请来信人帮助祖辈们坚持，或者把这件事当成家里日常交流的一个桥梁。但同时他也会告诉来信人，要把这些文字变成一本书，是另外的事情。

涂涂认为，每个人的呐喊有社会学的意义，但光有这方面的意义是不够的，要将它变成一本书出版，同时还需要一个好的写作、好的文本。

尽管做了《秋园》《诗人十四个》《六》等素人作者的第一本书，但涂涂依然相信，不是自己发现了他们，而是自己遇到了他们。如果不是自己遇到，其他的出版方也总会遇到的，天才不会被埋没。

现在，豆瓣的新书速递上也经常会出现一些素人作者的作品。相较于以往可能默默无闻的状态，现在越来越多的新作者，他们第一次写作的成果，会通过出版进入大众视野。

“写作或者说出版，它其实是在做一个工作，把这些波涛汹涌的内心世界，努力推得离聚光灯近一点，让别人看见，然后让他的波涛汹涌和你自己内在的波涛汹涌能够发生一种共鸣，”涂涂说，“出版，只是最后一个环节。”

（南方周末实习生张璐亦有贡献）

南方周末记者 翁榕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