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先生与妻女（1953年摄）。 （资料图/图）

唐君毅是哲学家、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1950年4月，胡兰成辗转从内地到达香港，9月结识了在新亚书院任教的唐君毅。关于结识过程，他是这样说的：“在香港，我惟结识了唐君毅。我是看了他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也不用介绍，就登门去见。他与钱穆办新亚书院，住在校里。第一次我去只谈了十分钟，把《山河岁月》的稿本留下请他指教。第二次去，坐谈了两个小时，他的太太搬红豆汤出来吃。翌日他夫妻来看我，自此就常相见。君毅的人还比他的文章更好，他喜的不是我与他相同，而是我与他相异。”（见《今生今世》，香港天地图书2013年）

在唐君毅的日记里，在“1950年9月”之下是这样记述的：“七日，胡兰成来访，其人颇有自得之言。”“九日，胡兰成又来访，谈后觉其人天资甚高，于人生文化皆有体验。”“十一日，阅胡兰成所著书二时，夜赴其处谈。”“十二日，下午应胡兰成约至半岛酒店谈。”“十四日，阅胡所著书完，夜约其来谈并晚饭。”“十七日，下午胡兰成来谈，彼见解甚高似宗三，而一刚一平易。”“十九日，上午送胡兰成行。”（见《唐君毅日记》，吉林出版集团2014年）短短十二天里，两人共见了七面，直到胡兰成出走日本。

胡兰成的言谈很能迷惑人，以至于让唐君毅得出“彼见解甚高似宗三（按：牟宗三，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的结论；他在给梁漱溟的信中也是大谈中西文化，给人以高深的感觉。

但毕竟，胡兰成的身份在香港待不下去，终于他还是决定走，他说：“我困在香港五个月，不知有什么办法去日本，后来多亏熊太太（按：熊剑东太太）帮助路费，因没有护照，密航化钱很多。君毅夫妇来送行，陪我去街上买了一只金戒指，三钱重，到日本上岸可以兑换了使用。”

“密航”，是偷渡的雅称。这里胡兰成说君毅夫妇“陪”他上街买金戒指，到底是唐出的钱，还是胡出的钱，他没有点明。

胡兰成临走时把《山河岁月》留在唐君毅处，恐怕邮寄遗失，留下一百元抄写费，托唐请人抄写寄一份副本来。唐把一部分请学生抄写，一部分由唐夫人自己抄写。

到日本后，胡兰成先是住在清水董三家里，后又住在池田笃纪家里，这两位在南京期间都是日本驻汪伪政府使馆的高官，帮过胡兰成。

胡兰成初到日本后，频繁地给唐君毅写信，从1950年9月28日到1951年5月24日多达33封，平均每月4到5封，直到此后才渐渐转疏。而在这一年时间里，《唐君毅日记》记录给胡的回信只有4封。不知是回信确实较少还是没有记录。

胡兰成在刚开始的信中，总不忘夸赞“嫂夫人”一番，让人看了很不舒服；甚至他在请求唐君毅给《山河岁月》写序时，还不忘请“嫂夫人”也写一篇。

1950年12月2日，胡兰成在信中说：“承允为《中国文明之前身与现身》写序，甚感激，嫂夫人肯亦写一篇，尤为意外之喜，尚祈早日动笔为幸。”1951年1月15日的信中再次说：“近来我已安排得不再忙碌，暇时校改《中国文明之前身与现身》稿，当于仲春设法出版，兄嫂之序恳切惠下为荷。”

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胡兰成写的《关于山河岁月》一文，却说他委托唐君毅找人抄写副本，“唐先生自动寄了序文来，有四千字，讲他人的著作有高峰，《山河岁月》却似帕米尔高原的随处皆高，作者的学问是亲身享用的学问云云。但我没有用它，因为这本书我不想借重名人。这对唐先生是失礼，但唐先生毫不见怪，还自动地在他著书的行文中插入《山河岁月》的广告。唐先生之盛德盖如此。”

明明是胡兰成“求”唐君毅夫妇写的序文，这时却又变成唐“自动写了序文”，而且胡在《山河岁月》出版时还没收进唐的序文；同时，“似帕米尔高原的随处皆高”到底是唐的原话还是胡的自吹，也死无对证。做人前恭后倨到如此地步，也是罕见的了。

胡兰成在信中也经常描述中日风俗的差异，以示其“学理化”，如他在1951 年1月15日给唐君毅的信中说：

日本人家没有堂前，这就不能有过年时的华堂红烛。他们庶民没有堂前，没有飞檐，不祭天地，不挂祖先画像，也没有中国人除夕的房屋角落都点灯烛，没有喜神马帐，没有放炮仗，以此知道中国人的千户万门爆竹声，实是有平民的富庶承平。

日本人的重男轻女，不是制度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日本女子如此和顺，欢笑承颜，我不时发觉她们的软语里有一种疲倦与悲哀，顺从本可以是敬的华丽深邃，她们却不及此。而她们若离了这女奴式的美，又只能感觉更空虚。

胡兰成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彰显自己“很有学问”，一方面又故意抬高唐君毅，意图拉拢、利用唐君毅，他在1961年11月17日致唐的信中引用卜少夫（《新闻天地》主编）的话，说：“有谓今时友联社等利用唐君毅先生之在学界之权威地位，略如民主同盟左派人士之利用梁漱溟先生。”因为他自己明白：“君毅是他的学问被各大学所承认，而我的则不被承认。”（见《遂志赋》）

就像给梁漱溟写信最终是想求得教职一样，胡兰成最终也忍不住给唐君毅提出了这样的请求。1969年12月30日，胡兰成致信唐君毅：“弟今年六十四矣，为学晚而始成，乃有授徒之能，倘在台湾有可任教之机会，乞兄一留意焉。”

据《传记文学》刊载的《胡兰成其人其事》一文中介绍，胡赴台讲学之事，除唐君毅、卜少夫在幕后出力外，国民党老立委王新衡出力不小，促成了胡来台讲学。

1974年5月，胡兰成到位于台北华岗的“中国文化学院”任教，后被众多学者作家炮轰，一年多后灰溜溜地回到日本。

还有一点，胡兰成说他在香港“惟结识了唐君毅”，其实他打了埋伏——他还去找过当时在香港办杂志的徐复观。

在1982年1月16日第16期《百姓》杂志上，徐复观在《我与梁漱溟先生的片面关系》一文里说：

一九五〇年初，我在香港办《民主评论》，有位胡兰成来看我，自称是梁先生（即梁漱溟）的学生，说是梁先生和张东荪先生要他到外面来看看，可能是两位先生也会出来。我认为两位先生其时没有出来的可能，当即告诉胡君，为了两位先生的安全，我和你说的话，不可再向他人提起。胡君能言善道，我真以为他是梁先生的学生，便照顾他的生活。不久他要求我帮助他偷渡去日本的旅费，我帮助了。这年五月间，我也去日本，和他住在一起，才知道他与梁、张两先生根本不认识。因为他知道我敬重这两位先生，在没有办法中，便编出一段假话来骗我。我在日本时，他极力劝我搞第三势力，我拒绝了。回到台湾后，他居然写几封信给与我有关的党方（即国民党）人士，说我在日本搞第三势力。后来唐君毅、卜少夫两先生及台湾当权派中的某某，都对胡很倾倒。但我的经验，凡是大节有亏（当汉奸）的人，便会无所不为的。

从徐复观的记述里，起码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胡兰成为偷渡日本，连对结识不久的徐复观都提出资助要求了，那唐君毅与胡兰成一起去买金戒指很大可能是唐出的钱，也是唐资助胡的一种方式；二、胡兰成自称是梁漱溟的学生，是梁漱溟和张东荪派他到香港的，这种欺骗方式是胡兰成惯用的伎俩。他在见刘景晨时就自称是张佩纶的后人，见夏承焘时又自称“曾肄业北京大学，从梁漱溟、鲁迅游”。所以他在见唐君毅是怎样自我吹嘘的，就不难推论了。好在徐复观及早认清了胡兰成的真面目，并与之割席断交，算是“及时止损”了吧。

曹亚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