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里，尼莫船长的“鹦鹉螺号”有一间藏书一万两千册的图书室，包含历史、诗歌、小说及科学等领域的经典。可能是与主张放逐诗人的柏拉图唱反调，船长严禁政治经济领域的书籍上船。诗与哲学、诗与政治经济学之争，不会存在最终结果，读者可以有偏爱，但如果哪一方宣布胜出，就有自说自话的嫌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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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科分工日益精细的今天，再文理兼通越来越困难。但是在人文学科内部，具有文史哲的通识仍然是必要的。再进一步，人文专业和社科专业也需互有所知，而非常见的互相不以为然。凌越的写作，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平衡性。《为经典辩护》（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历史类书评，一部分是文艺类书评，内在又都有着经过法学训练的审慎。凌越时常强调文学的道德价值，如果这种观点出自一名不谙文艺的作者，很有可能是义正辞严的道德审判。凌越无意于此，他强调作家的道德纬度要经过修辞检验，难以认同以美学自足为由拒绝其他的纬度。鉴于“道德”一词在中文语境的复杂性，我习惯称为价值判断。美学的丰富带来的是价值判断的丰富，更加注意不同个体的处境，但这不等于悬置价值判断，更不等于以不关心价值判断为荣。那些声称只关注美学不关注其他的作家们，通常都已经站队了，而且往往站在当时正确却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错误的一边，与主动放弃美学自足的作家们在一个队列相会。

《为经典辩护》属于“斯文丛书”，这套书还有西闪的《巴黎综合征》、刘柠的《中日短长书》、朱航满的《雨窗书话》等。西闪长于思想的辨析，擅长将杂乱的观念线团理成明晰的脉络；刘柠知日知中，知彼不易、知己更难，只有这样才能知晓双方短长；朱航满的文字一直洋溢着访书的热忱与深情，随着时间的积累，见解日益深厚。读到这些书，会有斯文尚存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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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虽然重要，却常让读者敬而远之，需“为经典辩护”。黄昱宁的《小说的细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是一部让读者亲近经典的导读。以《了不起的盖茨比》为例，一起车祸是这部小说的关键性情节，这点读者都明白。但黄昱宁提醒，那些看起来与主线无关的角落，埋伏着许多“警示性”车祸。读到这里，突然明白了小说里看似莫名奇妙的诸多细节。黄昱宁不仅对细节敏感，也关注背后的结构性因素，由车祸讲到酒后驾车，又讲到当时美国的禁酒令，再讲到盖茨比“近乎滴酒不沾”的例外。读者哪怕读过了原著，也要看看黄昱宁怎么看，好的经典导读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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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鬼君的《天下无鬼》（三联书店，2022）是从文化角度对中国志怪小说的解读，聚焦鬼与精怪的主题，延续了《见鬼》（东方出版社，2020年）的观察。有鬼君的这些文章初发于网络，多化用流行用语，处处有妙趣。只是时过境迁，有些微妙处恐怕要学者们加上注释才能理解。书中许多观点都可以扩展成论文，有鬼君熟悉学术研究，却志不在此。他注意到鬼怪妖魔到了明清逐渐被秩序化，以狐狸精为例，最初的狐狸精多是单独行动，符合狐狸独居的属性，到了明清却常是聚族而居。这种“大胆假设”虽然有待充分论证，却胜读十篇四平八稳的论文。

凌越对近年多本文集被译为中文的批评家詹姆斯•伍德有两点批评，一是“极少涉猎人文社科书籍”（此处说“社科书籍”更准确，伍德对文学研究或美学研究等人文书籍不太可能缺乏涉猎，在人文领域对历史研究可能是较忽略的），一是对文学的重要门类诗歌“持一种洁癖般的拒斥”。这种看法并不限于对伍德的评论，我也认为，是否阅读社科类研究著作（无需参与研究），是决定一名文学研究者或写作者思想丰富性的重要因素。此外，相当一部分小说研究者或写作者，对诗歌（尤其是现代诗）几无所知，甚至抱有文体上的傲慢，以致于自己在语言层面有很多盲点而不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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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来，诗集出版都很困难，近年似乎有缓解，尤其译诗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潮。同一位诗人同一位译者的诗集，会在短期之内不断再版。但相关的诗学研究和诗人传记，仍很薄弱。

最近出版了德语诗人策兰的三四种中文译本，他的《死亡赋格》是关于集中营的代表作，反复出现的“黑奶”可能是粗劣的饮食，也可能是烟囱吐出的黑色白雾，是“空中的墓”。策兰注重词语的多义性，常自己组合新词，即使德语读者，理解他的诗也非易事。策兰的诗与他经历的历史事件关系密切，德国学者沃夫冈•埃梅里希的《策兰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勾勒出策兰及其诗作的精要。

开篇讲到策兰最重要的非诗体文字，即毕希纳文学奖获奖致辞，称每首诗都应将它的“1月20日”载入其间。如无解释，很难理解为何是“1月20日”而非另外一天。埃梅里希提醒，毕希纳的小说《伦茨》首句是“1月20日，伦茨在丛山间走过”；1942年1月20日，纳粹召开了周密规划屠杀犹太人的万湖会议（2022年有德国导演马蒂·格肖内克的电影《万湖会议》）；1948年1月20日，策兰与巴赫曼相识，萌生了爱情与友谊……

一个简单的日期，在策兰那里，有对文学先贤的致敬，对历史灾难的记忆，私人情感的暗号，这些都与策兰有着血肉的关联。甚至策兰自杀的具体时间，也很有可能是在希特勒的生日4月20日，似乎是要用自己的死终结恶者的生。

阅读《策兰传》时，经常会遇到近年渐渐熟悉的一些名字，这要感谢翻译与出版界的努力。前面讲到的巴赫曼，有《心的岁月：策兰与巴赫曼书信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所有的桥都孤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与策兰同在《计划》杂志发表作品的奥地利小说家艾兴格尔，有《被束缚的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更大的希望》（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策兰翻译的俄语诗人赫列勃尼科夫，有《迟来的旅行者》（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赫列勃尼科夫诗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2）；与策兰有书信往来的诗人柰莉•萨克斯，有《蝴蝶的重量：柰莉•萨克斯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这些难以一一列举的书，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背景，使得读者对策兰的理解不再是孤立的。只是《毕希纳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多年未重印，不易寻得。

2009年《策兰传》在海外出版中译本，迟至2022年方有简体中文版。译者梁晶晶的翻译和注释都很用心，读后不免期待译者也能出版一本策兰译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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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文学纪念碑”丛书，最初对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多有关注，近期陆续出版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雪莱、济慈、惠特曼等英美浪漫派诗人传记，组成“浪漫星云”系列。这些诗人早已被经典化，相关传记也多为积累经年的研究著作。

《策兰传》仅两百余页，美国学者贝特的《约翰•济慈传》（程汇涓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近1000页，分别是诗人传记简繁两个层面的典范。《策兰传》用尽可能短的篇幅呈现一位诗人的主要特质，《约翰•济慈传》则用漫长的篇幅事无巨细地呈现一位诗人的短暂一生。如果对济慈没有足够的兴趣，恐怕会觉得有些细碎，但细碎不等于琐碎，书中没有冗余的废话。读时不仅感慨传记作者的勤勉，也对已有济慈研究的无微不至叹服，济慈的容貌和身高、各处居所的房东、读书时的笔记（甚至包括同学的笔记）等等，都有很充分的考辨。传记作者恐怕会遗憾有很多细节需要放弃，又怎么会加入废话呢。

面对诸多的细节，有时不免怀疑是否有必要如此具体。济慈最后殁于罗马，传记讲到他住的房间以及附近广场上的喷泉，水声日夜不歇。有必要这么详细吗？传记最后讲到，济慈卧床时想到一部戏剧里的话“你所有的善迹／都写在水上”，并因此嘱咐他的墓碑只要一句话：“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此句因为何兆武先生的喜爱，近年在中文读者中传播甚广）。读至此处，方知前面的喷泉细节并非无关紧要，济慈想到与水有关的语句，很可能是因为卧床听着不歇的喷泉水声有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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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的经典作家通过传记可以了解，在世的作家通过访谈可以快速判断，他的作品是否与自己的阅读趣味接近。位于美国的文学杂志《巴黎评论》，1953年创刊时开设作家访谈至今，2012年陆续译为中文结集出版，十余年已出版10册，包含7册《巴黎评论•作家访谈》及《巴黎评论•短篇小说课堂》《巴黎评论•诗人访谈》《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2022年）。

访谈这种文体可难可易：最难者需要访谈者与被访者有着多年的交往，对被访者的作品和经历熟谙在心，具有情感的互相信任和观念的互相理解；最易者是访谈者不做准备，只带着录音设备，向作家提一些凭借已有资料很容易获得答案的问题，比如“您能否介绍一下您的创作情况”；中间程度是略作准备，事先把问题发给对方，对方准备好再回答，或者到了现场，念自己准备的问题，等对方回答完，接着念下一个问题。

《巴黎评论》的“作家访谈”不属于以上三种，第一种对杂志而言太过困难，是出版访谈录专书的做法，但临时的或事先准备好的问答又有些简单。《巴黎评论》的访谈者做足了功课，访谈过程却非事先设定，充满了意外和即兴。这意味着不管作家说到哪里，访谈者都能有相关背景知识应对并追问。阅读这些访谈，那些作家的“表演”固然有趣，访谈者的专业时常让人佩服。很多作家气场强大，访谈者凭借充分的准备，无意冒犯却也不轻易顺着被访者的叙述往下进行，时时要把话题转回访谈的主题。

每篇作家访谈之前，都有一段访谈者撰写的花絮，仿佛三五笔的速写，由此也可看出访谈者的笔力。作家们往往性格乖戾（未必是我们熟知的“耍大牌”），小说家契弗每当遇到讨论自己作品时，就故意跑题，说来一杯酒怎么样，或者你喜欢玩双陆琪吗？访谈结束，契弗来到游泳池，“他在台上除掉衣服，跃进池子，水面发出一声巨响。他显然是想借裸泳清洗掉几场访谈留下的疲惫”——访谈者这样写道。不管作家们的风格是什么，是否“反文化”，从他们的言谈可以看出，那些经典作品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网络关系，每位作家都处于其中一个节点。

近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经典，阅读的新书也多和经典有关（此外，每年会读几十本当代小说）。有时看到世事迁流，会怀疑已有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美学趣味等等是否都已“过时”。但读到那些历经不同世代仍生辉的经典，总会获得安慰。阅读经典，并非把故纸堆当作安乐窝，关注的问题仍在当代。问题意识不存在今古之别，值得持续思考的问题，可以越出时间和地域界限。哪怕人类移民到另一个星球，那些经典仍然是可以不断汲取的泉源。时代不断加速，阅读经典是让生活缓慢的一种方式。

王晓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