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沛霞指出，宋代妇女的处境出现了多样的变化，既有被要求缠足、保持贞节等更加保守的一面，同时又获得了比前代更受保护的财产权。图为南宋画家刘松年所作《天女献花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视觉中国/图）
尽管如今大学校园里女学者的身影已经司空见惯，但在1970年代初的美国，女性学者还是稀罕的事儿。1973年，伊沛霞刚到伊利诺伊大学执教，“整个亚洲研究课程中没有一个女教师”。男同事们经常对她感到手足无措，“在许多场合下，我感到男教授们真希望我自动提出不参与他们的活动。”伊沛霞说。
伊沛霞的身上有一种近乎自嘲的坦率，在主编《剑桥插图中国史》的时候，她说：“我查阅了多年来我所购买的，但实际上没有时间阅读的书籍。”任何“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的人都不免会心一笑。而当别人问她当初为什么要在高校当教授，她也会坦诚地说：“因为教授们的日子似乎很闲适。”
像很多研究中国的学者一样，伊沛霞年轻时候接触到中国文化，完全是出于偶然。1965年，她在芝加哥大学读大一，喜欢阅读社会学著作，而当时芝大规定如果选择社会学专业，就必须修一学年的非西方文明课。伊沛霞在印度、俄罗斯与日本古文明之间，“不经意间”挑选了中国文明和古汉语的课程。
当时在芝大教授古汉语的是著名汉学家顾立雅。顾立雅曾于1930年代留学中国，专注于研究先秦史和孔子，芝大的古汉语教材都是他亲自编写的。学完一年的中国文明史和古汉语课程后，伊沛霞完全被这个陌生的文明吸引，“大二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决定要研究中国历史了”，她说。
伊沛霞认同自己“是一位女性主义者”，在采访中她毫不掩饰自己的立场。她说，很大程度上，这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整体社会思潮的产物。1970年，伊沛霞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选择博士论文研究对象的时候，她从来没有考虑过一位女性研究者要研究什么，她希望自己成为一位历史学家，而不是一位研究女性的历史学家——那个时代的女性主义强调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无差别，“那些日子里，妇女力争女消防员被社会接受，她们根本没有要求任何幼儿保育之类的工作。”
伊沛霞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博士论文。 （受访者供图/图）
但是，起初对女性研究并没有特殊关注的伊沛霞，最终还是被女性议题所吸引。1970年代正是美国历史学界吸收社会学理论成果的阶段，伊沛霞多年来对社会学的兴趣，以及她对当时史学理论发展的思考，让她成为最早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之一。“我进入妇女史研究领域，这绝对是因为受了欧美妇女史研究的影响。”她说。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家庭史和妇女史研究先后在欧洲兴起，她将这一视角引入中国中古史，著作《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都是这种新鲜视角的产物，它们的汉译后来在汉语学术界也引领风气之先，引发了讨论的涟漪。
作为一位女性主义历史学家，伊沛霞在将社会学视角引入中国史研究的同时，也天然带着那个时代女性主义的烙印。她在《内闱》中提出了中国妇女的“能动性”的观点——不同于“五四”话语对中国古代妇女悲苦形象的塑造，伊沛霞更愿意看到女性在狭窄的生活空间中到底能做什么。“关于女性能动性(women's agency）的想法，要归功于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的同事们。”她说，当时的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教授有一个非常活跃的社会史小组，每个月聚一次，讨论一位成员的文章。她记得她第一次听到有关女性“能动性”的概念，是来自研究美国妇女史的学者桑尼亚·米歇尔(Sonya Michel)。“我不自觉地受到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以及我们应该把妇女看成是做事的人，而不仅仅是事情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人。”伊沛霞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内闱》的写作结构大致围绕着宋代女性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历程，这是伊佩霞的特意安排，“我觉得这将是一种有趣的方式，可以带出妇女的经验如何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在伊沛霞的笔下，宋代妇女就如当代妇女一般，在人生的各个阶段，经常面临两难的抉择，遭遇限制和苛责，同时也收获情感与物质的慰藉。这个矛盾的时代是妇女财产权和受教育权更受开明对待的时代——包括通过嫁妆把更多的财产转移给女儿、更普遍地容忍入赘婚、让女性通过纺织品生产的商品化得到更多赚钱的机会，以及更多士人认识到应该让姑娘们受教育，学会读写；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反方向的现象——缠足普遍化、买卖女人的市场在扩大、士大夫对妇德和贞节原则持越来越僵硬的态度。在这样的夹缝中，女性能做什么、做了什么，是伊佩霞最关心的问题。“最好的妇女史并不仅仅告诉我们历史上的女人，而是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对历史和历史进程的理解。”伊沛霞说，“换句话说，在我们努力思考了女人在哪里以后，中国历史和文化看起来就不一样了。”
对“能动性”的重视也延伸到了她的其他研究对象，在她主编的《剑桥插图中国史》前言里，她对中国古代人民的“能动性”也有精彩的论述：“历史学家们总是关注那些已经被证明是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情，这无形中使人们觉得历史好像永远充满着必然性。我还是不大乐意表达这样一种感觉：中国未来的方向早在古代就已确定下来了。这种看法似乎低估了中国人民回应新情况、新形势的创造力。对于祖先的遗产，他们在继承利用的同时，也有否定和扬弃。”
如今伊利诺伊大学里的男学者们已经完全适应身边的女同事了。一辈接一辈的女学者走着伊沛霞当年所走过的路，进入大学、拿起教鞭。也许这是伊沛霞自己人生的“能动性”，她用勤奋和幽默赢得了同事们的尊重。少年时候的伊沛霞曾经想当作家，后来成为学者，她还是经常在脑子里想象小说的情节，“有时候是一个以宋朝为背景的历史小说。”她说。但她依然享受学术写作的过程，她一直非常勤奋，“我知道有很多学者喜欢做研究，但却一直拖延写作，因为他们觉得这很痛苦。相比之下，对我来说，写作就像研究一样令人愉快。在做了足够多的研究、有话可说之后，把它变成文字，这是一种技艺。”
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美国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华盛顿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致力于研究中国宋代的社会文化史，涵盖政治史、女性史、艺术史等领域，代表著作主要有《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1995年列文森奖）、《剑桥插图中国史》、《积累文化:宋徽宗的收藏品》（2010年史密森学会岛田奖）、《宋徽宗》等。2014年和2020年，先后获得美国历史学会（AHA）颁发的学术杰出奖和亚洲研究协会（AAS）颁发的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 （出版方供图/图）
“女性更受限制的社会，往往更加使她们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
南方周末：你开始研究中国女性史，是受到当时西方兴起的女性主义思潮影响，在你看来，相比于前现代的欧洲女性，中国女性的命运有什么特殊之处？（当然，个体的命运总是千差万别的）
伊沛霞：在思考1500年以前欧洲和中国妇女命运的差异时，我想特别指出天主教会在欧洲的巨大影响力，远远超过中国的任何宗教机构。天主教会坚持一夫一妻制，也就是说，它拒绝承认男人在同一时间有一个以上的配偶。因此，欧洲没有像中国这样的合法纳妾制度。由于中国的富人和高官可以在妻子之外纳妾，因此妇女长期短缺，而杀女婴和寡妇守贞的做法使情况变得更糟。这导致几乎所有的妇女都在年轻时就结婚了。在欧洲，更多的男性和女性从未结婚，有些人成为修女或牧师，有些人只是保持单身。
当然，人们也可以指出其相似之处。在这两个地方，家庭和婚姻制度都塑造了妇女的经验，就像对男女之间的差异、他们适当的社会角色以及他们在家庭之外的机会的一般理解一样。同时，家庭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决定了妇女的机会。当然，在这两个地方，社会结构、经济机会、知识和宗教观念等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南方周末：今年《内闱》的中文版再版了，《内闱》里提到，宋代妇女的处境出现了多样的变化，既有更加保守的一面，比如她们开始被要求缠足、保持贞节，与此同时，妇女又获得了比前代更受保护的财产权。怎么理解宋代女性处境好坏并存的状态？
伊沛霞：我认为这说明的是，历史的变化并不完全基于一个因素，比如经济结构或经学教育。我倾向于将宋朝的思想史与当时的多国体制联系起来。例如，我可以想象，如果宋朝没有如此强大的北方邻国，新儒家可能不会有这样的发展。后来限制妇女财产权的问题也很复杂，可能要归因于蒙古人的做法，而不仅仅是来自主流士大夫的想法。因此，我对宋代的这些矛盾并不感到惊讶，起作用的力量可能在不同的方向上推动历史发展。
南方周末：正因为此，你认为宋代是中国女性命运的转折点，在那个时代之后，好的一面没有保持下去，坏的一面反而被继承了。如果历史可以重演的话，那个时代的人需要做些什么事情（假设他们确实有这个意愿），让女性的命运在这个十字路口改变方向呢？
伊沛霞：会存在这样一个能带来巨大变化的人吗？也许吧，如果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比如朱熹，如果他认为寡妇守贞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使男人更难找到妻子，那么也许寡妇守贞的理想就不会被如此赞美，那么抵制再婚的妇女就不会那么多。缠足则是另一回事。当时确实有不少人写文章反对缠足，但这并没有阻止这种做法的传播，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士大夫们所促成的东西。
财产权则是由法律规定的，所以我们更容易想象一个强大的君主或宰相可以在法律方面促进妇女的继承权，让为女儿提供大量嫁妆的家庭相信，这是为了女儿的利益。但父权和父系原则在中国的制度中根深蒂固，所以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相反，女子的嫁妆渐渐被纳入为丈夫的家庭财产，最后这被视为巩固了他们的家庭。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多次引用理学家的材料，来论证当时对女性越来越严苛的规训，你如何评价理学的发展对女性的影响？
伊沛霞：很难概括整个时期的情况。我所掌握的材料在不同时期很不均衡，所以我在书中并没有特别指出南北宋理学对妇女影响的区别。一般来说，我拥有的南宋资料比北宋多。早在宋代之前，孝顺和顺从的家庭美德就已经确立，汉唐妇女也会觉得她们应该把家庭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前。如果是寡妇的守贞问题，我倾向于认为主要是明清时期文人的高度竞争性的生活导致了这一习俗的增加，在那个时期，寡妇守贞证明这个家庭是一个具有道德的家庭。曼素恩对此（Susan Mann）写过文章，持同样的观点。
南方周末：我们了解宋代妇女生活的历史之后，会对当下有什么启示？
伊沛霞：我认为试图了解过去的生活就像试图了解其他国家的生活一样：它让你思考，人们生活的时间和地点不同，如此多不同的生活状况，为何对当时当地的人们来说却显得如此正常？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我们认为不吸引人的制度的特点。对我来说，其中之一是，女性更受限制的社会，往往更加使她们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这可以帮助分析我们自己的社会结构如何给予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多的机会。
我们还可以看到，人们通常可以找到改善自己处境的方法。虽然有很多事情是人们无法控制的，比如近亲的早逝，但他们几乎总是会有一些选择，可以尝试改善自己和他们最关心的人的生活。
南宋画家陈清波创作的《瑶台步月图》描绘了中秋仕女拜月的情景，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视觉中国/图）
“站起来为自己和他人做点什么”
南方周末：你认为妇女史研究是如何改变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的？对于普通大众来说，阅读妇女史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伊沛霞：在完成《内闱》并开始编写《剑桥插图中国史》之后，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思考。研究妇女史的学者们致力于这样一个想法：对妇女的更多了解将有助于我们以一种新的方式思考一般的历史变化。对于时代更近的现代史来说，涵盖更多关于妇女的内容是很容易做到的。因此，在关于1900年至1949年期间的章节中，我增加了一个关于“解放妇女”的章节，而对于1949年之后的时期，我有一个关于丁玲的专题。但我也找到了将妇女带入几乎所有早期章节的方法，例如在第一章有一个关于商代妇好墓的专题，在汉代章节有一个关于班昭的专题。对于宋代，我有一节关于妇女的生活。我一直认为《红楼梦》是关于精英阶层妇女的丰富资料，所以在清代的章节中给了它一个专题。
我认为将妇女带入历史研究更多的是作为某种普遍转向的一部分，即历史研究不再认为统治者是历史故事的中心。社会历史学家希望把那些没有制定政策的人的生活展现出来，包括妇女、儿童、农民、城市居民等等。考虑到现存的资料，比起普通农民，我们往往更了解精英家庭中的妇女，所以我们仍然需要努力扩大研究人群的范围，使其成为过去生活故事的一部分。但把妇女带进来肯定是有帮助的。
南方周末：你在中国妇女史研究著作中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女性是构造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能动主体，而不是“五四”话语中讲的女性是千百年历史的受害者，可以展开谈谈这个观点吗？你认为女性的能动性体现在哪里？如何在制度和观念里，重构历史中真正的女性生活图景？
伊沛霞：西方妇女运动的部分内容是鼓励妇女不要干坐着把自己当成受害者，而是要站起来为自己和他人做点什么。我不自觉地受到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我们应该把妇女看成是做事的人，而不仅仅是事情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人。她们的选择可能比男人更有限，但男人也面临着限制，而女人也不是完全没有权力，特别是随着她们年龄的增长。
宋代女性写的东西存世量很少，我不得不依靠男性写的关于他们身边女性的文章，以了解她们可以做出的改变。诚然，这是“逆向阅读”，试图得出作者不会想到的推论。但这是社会史中的一种常见技巧。农民也没有写下他们的生活记录，但历史学家试图利用土地契约等文件来重建他们生活的关键特征。男子为其母亲、姐妹和妻子撰写的墓志铭在这方面特别有用，因为他们想表明这些妇女是好人，所以可能会提到诸如安排孩子的婚姻、教子女读书、丈夫上任时陪伴他们，或者相反，留在家里照顾公婆，等等。
我们可以把这一切看作是关于什么是美德的所有证据，但美德涉及选择，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妇女能够有所作为的证据，至少对她们周围的人是这样。她们能做的事情是有限制的，我尽量不隐藏这些限制。因此，这是一个选择突出什么的问题：你要选择突出她们能做什么，还是突出她们不能做什么。
南方周末：你会认同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吗？在我们这个时代，女性面临的困境当然和宋代不一样，但在女性的能动性方面，是否有着可以相互启发的经验？
伊沛霞：我认为自己是一名女性主义者，但这也许这是我所经历的时代的产物。我母亲那一代人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基本上都待在家里，抚养几个孩子。在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男人，无论他们的教育水平如何，都可以找到一份工作，在没有妻子的经济贡献的情况下养活一个家庭。
我这一代人，1960年代读的高中和大学，认为我们母亲的生活太有限了。即使我们自己也有孩子，但我们也想追求事业。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女性主义者，希望在家庭之外积极活动。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工作环境已经大大地改变了。在我的大学工作生涯中，教员的性别构成发生了缓慢但稳定的变化。在东亚研究或历史领域，我们已经从几乎没有女性担任终身教职变成了接近一半。当然，仍有一些领域由男性主导，特别是在技术领域，但整体趋势已经远离了我母亲那个时代的情况。看到你的问题的第二部分，我怀疑是否有很多人从宋代寻找榜样——不过在这方面，更晚近的历史也许更加有用。但是对过去的女性的思考，拓宽了我们对性别议题在社会中的普遍影响的理解。
在中国大陆尚未打开大门的时候，伊沛霞在台北为自己的研究寻找材料。 （受访者供图/图）
南方周末：比起二十年前，近年来的妇女史研究有哪些进展？今天研究妇女史，有哪些值得我们重新审视的史料，以及处理史料的新视角与方法？
伊沛霞：多年来，我一直在教授家庭和妇女历史的课程，有时是中国和日本，有时只是中国。这使我不仅阅读历史学家的作品，而且还阅读文学学者和社会学家的作品。研究明清时期的学者们在解读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声音、关于女性身体的医学观念、女性在法律案件中的表现、女性生活的物质文化等方面都做了出色的、鼓舞人心的工作。明清妇女史的深入研究对前代妇女史有着不小的启发，熟悉他们的工作意味着我以不同的方式阅读宋代资料，有时会被差异所震惊，有时会看到连续性的迹象。
就唐宋而言，我想提到的一个进步是更多墓志铭得到了出版。我从这些传记中抽选出主要来自作者文集的一小部分，重点注意那些同时拥有丈夫和妻子传记的案例，这使我能够提出一些问题，比如他们结婚时的年龄，他们有多少幸存的孩子，哪个配偶先死，之后发生了什么，是否还有妻妾等等。我的数据库太小了，无法系统地分析区域或时间上的差异。随着更多资料的出现，更精细的研究现在已经成为可能。当然，现在有更多的资料可以在网上搜索，还有像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CBDB）这样的数字资源，使各种方式的分类更加方便。所以我看到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我试图把他作为一个人来表现”
南方周末：你一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在为英语读者写作，但是你的很多作品也获得了汉语学术界的关注，对于这些为英语读者而写的作品在汉语世界中所获得的评价，你自己怎么看待？
伊沛霞：普通读者翻阅我的书，大概是想看看一个美国人如何对待中国历史这样的主题。学术界的历史学家会以不同的方式阅读这些书。近年来（疫情之前），我在中国参加了不少会议，因此见到了许多中国的宋史学家。他们有时同意我的论点，有时不同意。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对于几乎没有人提出异议的事实层面的东西，我不希望离得太近。
我不太记得《内闱》的中文评论了。英文原版书的评论相当积极，该书还获得了一个奖项。我看到有几篇关于《宋徽宗》的中文评论不太正面，作者认为我对徽宗过于宽容了。我想这并不让我困扰，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迹象，表明对徽宗的传统看法仍然占主导地位。
南方周末：比如像中国史学家一般批评徽宗奢侈，你却认为横向比较的话，徽宗的奢侈程度放在欧洲好像并不突出，这样的比较是不是带有过多你的个人感情？这是不是有为宋徽宗开脱罪责的嫌疑？
伊沛霞：我认为，如果作者试图以主人公的眼光看待世界，想象他或她的处境，那么写传记和读传记都会更有趣。我感兴趣的是徽宗作为一个被艺术吸引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最终承担巨大政治责任的人。试图了解他是如何驾驭自己的多种角色的，这使工作更加有趣和具有挑战性。我认为我的目标是理解他，看看他所面对的是什么，以及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我试图把他作为一个人来表现。他的一些决定有不好的后果，但很少有人总是作出最好的决定。
为宋徽宗作传时，伊沛霞试图把他还原成一个人，透过徽宗的眼睛观察他的统治。这项研究同时招致了部分争议，批评者认为她对宋徽宗过于宽容。 （视觉中国/图）
南方周末：还有一点也让我印象深刻，你评论了中西帝王日常移动的地理范围的不同，宋代士大夫规劝甚至阻止帝王经常狩猎、巡游，与此相对，西方的帝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似乎没有什么道德负担。在地理移动上，拥有内亚传统的唐代王室也比宋代王室更加积极。
伊沛霞：我同意你提出的这个看法。试图尽可能地把皇帝留在宫中，这里面有一些相当人为的、不自然的东西。我认为这是儒家士大夫们遏制和操控皇帝的努力的一部分。宋朝高官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皇帝居于顶层的政府，但他们也不希望皇帝能够为所欲为。他们努力限制他的行动范围。
南方周末：在研究中古贵族家庭的时候，你观察到了中国家庭的各个儿子均分财产的继承制度和欧洲贵族的长子继承制有着很大区别。有学者认为这样的区别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即长子继承制保障了资本的集中，更加有利于投资与冒险。你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的家庭继承制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伊沛霞：欧洲的做法并非处处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欧洲的相当一部分地区，一个儿子，通常是长子，既能继承贵族头衔，又能继承大部分财产。而在中国，除了皇室宗族之外没有世袭的头衔，所有的儿子都有财产份额，但在政府中担任职务的人具有最高的声望。特别是自宋代起，随着科举考试的日益重要，儿子之间平均分配财产的做法并不利于家庭在长时间内保持其显赫地位。然而，就工业化所需的财富而言，我怀疑商人的财富在欧洲和中国都更为重要。可以说，欧洲的商人无法轻易成为贵族，这使他们更倾向于投资工业企业，而中国富商可能更有可能投资于土地，并努力把他们的儿子培养成可以通过科举考试的官员。
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 南方周末实习生 张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