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加载中...<script src="https://lf6-cdn-tos.bytescm.com/obj/cdn-static-resource/tt_player/tt.player.js?v=20160723"></script>

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李愿 北京报道

12月22日，第十七届亚洲金融年会“养老金融新动力”主题论坛召开，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出席并做了“从‘二元性’国情看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使命”为主题的演讲。

郑秉文所称“二元性”，包括社会保障的“二元性”、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养老保险体系的“二元性”。

有利于促进城镇化率提高

郑秉文介绍，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最大的一个国情即是城乡“二元”结构，城市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明显的差距，“于是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时候，建立了由两个板块组成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进而带来了养老金的‘二元’结构，待遇水平差距非常大。”

统计显示，在我国2.9亿新市民中，只有6、7千万人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绝大多数新市民参加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郑秉文认为，这种情况为我国城镇化带来一些问题，按照联合国预测，2050年我国城镇化率要达到80%（2021年为64.7%），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农村居民人数会减少到2.7亿人，也就是每年会有大约2000万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

“到2050年前后，也正是目前的青壮年开始领取退休金的时候，由于‘城乡居保’过低的退休金，会对未来十几年甚至三十年的城镇化率水平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很可能产生逆城镇化的现象。”郑秉文表示，因为养老金水平低，新市民“心在曹营心在汉”，难以扎根，也不能享受到以社会保险为主要代表的公共服务。

“普及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弥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养老金水平较低的现状，有利于促进城镇化率的提高，有利于消化逆城镇化的趋势和现象。”郑秉文认为。

对冲第一支柱替代率下降压力

众所周知，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特征非常明显，这导致两个问题：一是建立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目的就是为了退休收入来源的多样性，稳定和增加退休收入水平，提高退休收入的替代率水平，但绝大多数城镇劳动者没有参与第二支柱的资格，尤其是灵活就业人员，第三支柱是唯一希望；二是第一支柱替代率面临长期的、趋势性的下降压力，建立第三支柱可以对冲第一支柱替代率下降的作用。

郑秉文介绍，根据国际劳工组织估算，中国非正规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例高达54.4%，高于所有欧美发达国家，“平台经济这种就业形态在中国特别发达，对经济增量贡献度也很大，但是他们没有雇主或者是加盟的性质，没有正式劳动关系，导致他们不可能参与企业年金，他们只能指望着建立第三支柱。”

“我国第一支柱目前社会平均替代率是45%，虽然我国连续18年上调养老金，但面临着下降的压力，从涨幅就可以看出来，2015年之前每年的涨幅是10%，2015年以后就连续下降。”郑秉文表示，因此从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来看，个人养老金的替代功能是它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

养老金财富藏富于民

《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提出，到2035年，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制度安排更加科学有效；要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通过完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优化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分配格局，稳步增加养老财富储备。

郑秉文认为，从养老保险体系的“二元性”看，我国养老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占比太低；二是结构失衡。

“中国的养老金占GDP比重太低了，截至2021年底，中国各类养老金共计11.8万亿，占我国GDP比重是10%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达到72%，发达国家（7强）平均水平超过100%，我国养老金的储备功能没有发挥出来。”郑秉文介绍。

从结构来看，郑秉文表示，我国储备基金加第一支柱养老金共计9万余元，占GDP8%，而第二支柱、第三支柱仅占GDP2.5%，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他们的养老金储备绝大部分是第二、第三支柱，“结构失衡是我国大力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金的重要目的。”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养老金财富藏富于民作为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金制度的一个重要目标。”郑秉文认为，我国GDP总量早就全球第二，但养老金财富储备与全球GDP第二的地位非常不匹配，“在我国即将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前夕，我们养老金制度也应站在新起点上。”

更多内容请下载21财经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