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共产党党员、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
以下旧文一篇，以作纪念。
厉以宁：“经世致用”
（原文刊载于2018年第49期《新民周刊》）
记者 | 金姬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这场影响世界的中国改革进程中，一大批经济学家为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央表彰100名为改革开放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名单中，经济学家的人数并不多，如已经过世的“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北大教授厉以宁和表彰名单中唯一的台湾人林毅夫等。
在这其中，1930年出生的厉以宁是中国最能影响决策的经济学家之一。众所周知，过去四十年里，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始终是争论的焦点。体制的力量也无法准确把握住这里的边界和尺度。于是，就有了经济学家在一旁把脉，帮助中国“摸着石头过河”。而厉以宁是把脉准确的那一位——主张常被高层采用，从而改变历史轨迹。他曾表示：“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人民生活改善的想法，这一直都是我的想法，也是我坚持至今的原动力。”
从“厉股份”到“厉民营”
从“反右”到“文革”，厉以宁在北大经济系资料室坐了20年的冷板凳，其间多次被下放。这段经历却让他受益匪浅——他加入了民盟，记了大量读书笔记，写了许多无法发表的文章。改革开放后，正是凭借“文革”期间积蓄的这些“家底”，使之担起中国经济学界领路人的重任。
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走出“文革”的中国百废待兴，最大的问题是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大量在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回城的知识青年，急需寻找到工作岗位，就业成了一个影响社会安定的突出问题。1980年夏，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主持召开了全国劳动就业会议。参加会议的各路人士纷纷提出，为了吸收更多的劳动力，政府应当大力兴办企业。但是，国家拿不出那么多资金来兴办企业。
此时，厉以宁提出，可以组建股份制形式的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他说，股份制企业就是民间集资，不用国家投入一分钱，就可吸收更多的劳动者就业。厉以宁的这次发言，是在高层会议上第一次发出的关于股份制的声音，受到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但是，股份制这种脱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组织形式，在一些人看来，无异于是颠覆社会主义的“洪水猛兽”。围绕着股份制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学术界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厉以宁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从1984年到1986年，年过半百的厉以宁奔走于全国各地，作了很多演讲，写了很多文章，宣传股份制。
1986年9月，已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系主任的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此后又多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声疾呼，从此得了个“厉股份”的称号。
从1988年到2003年，厉以宁当了15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当时最关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包括股份制的推进和《证券法》的制定。从2003年开始，厉以宁又当了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工作重点转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农村土地的确权和扶贫。由于在此期间，他首倡“非公经济36条”，笑称自己为“厉民营”。北京大学2005年成立民营经济研究院，75岁的厉以宁出任院长。他对中国发展民营经济的观点，在今天仍然适用。
2018年5月，厉以宁出版了新书《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1978—2018》——内容主要涉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探索与创新，中国经济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的农业、工业改革，以及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教育、管理等方面的见解——这是他对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的不间断思考与研究。
名师出高徒
除了著书立说、学以致用，厉以宁也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虽然学生中有李克强、李源潮、张茅、陆昊、孟晓苏、龚方雄等政界要人和商界精英，但学术严谨的厉以宁对学生一视同仁。
李克强跟着厉以宁读博时，正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按照规定，博士论文答辩只要有十几位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参加评审即可。但厉以宁开出的评审名单，都是国内经济学界大家。他告诉李克强：“这些人所看重的只是论文本身的分量，而不会在意论文的表面或其他与学术无关的东西。这样做对你有益，可使你的论文得到真实的评价，经得起各种检验。”因为这张名单，李克强把论文又修改了一次，将答辩日期推迟了半年。最终，他的博士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
耄耋之年的厉以宁，也未曾离开北大讲台，他还带博士生、著书、演讲、主持相关法律起草。2018年北大120岁生日之际，厉以宁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的身份在77级、78级北大校友返校的时候再次给同学“上课”。他指出，现在的经济学正在变化，可能在今后的几十年内，整个经济学会改写。“从亚当·斯密开始，就主张人是经济人、人是理性人。因为人是经济人，所以总是考虑最大收益；人是理性人，所以总是考察怎么样占便宜。现在经济发生变化，人不仅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社会人要求更多的是协作、双赢；人也不一定是理性人，可能是现实人，所以会做出意想不到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