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3日上午，武汉，东西湖区柏泉府河湿地里一群候鸟在展翅飞翔，呈现一幅自然和谐的生态美景，这是2022年首批来武汉越冬的候鸟。 （视觉中国/图）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雷光春刚刚从《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COP14）另一分会场——瑞士日内瓦返回北京。

作为国际《湿地公约》科技委员会主席，雷光春已在COP14大会上领到二十多项工作，要在下一届湿地大会举办前完成。从这些繁重的工作可以看到，国际湿地保护涉及内容的庞杂：协调湿地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农业、湿地破坏造成经济损失的评估等等。

《湿地公约》1971年签订于伊朗拉姆萨尔，全称为《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各缔约方需承认湿地所具有的巨大生态和经济、文化价值，并采取国内和国际行动保护湿地。1992年中国正式加入《湿地公约》，迄今正好30周年。

2022年堪称“中国湿地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正式实施，《全国湿地保护规划（2022—2030年）》出台，使中国湿地保护力度又上新台阶。而作为全球湿地保护最高级别的会议，刚刚落下帷幕的COP14在武汉设立主会场，这是对武汉乃至中国湿地保护成就的认可。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教授张明祥参加过多届湿地大会，他认为COP14大会最重要的三个成果分别是发布《武汉宣言》、在深圳建设国际红树林中心、评选出湿地城市和国际重要湿地。其中前两项成果都与中国的努力密不可分。

对全球候鸟数据采取统一评估标准

《湿地公约》的一大功能是评选“国际重要湿地”，入选湿地能得到当地较大力度的保护。

“目前看来，国际重要湿地们的情况都在逐渐变好，但其他湿地的情况仍然在恶化。这些湿地并非不重要，有的还在主要候鸟迁飞路线上，但因为尚未纳入国际重要湿地而受到忽视，给全球湿地保护带来漏洞。”雷光春说。

湿地保护的整体性相当关键：一群东方白鹳在从俄罗斯远东地区飞到香港越冬的过程中，会在多片湿地停留。如果其中一处遭到破坏，就可能大大减少这种珍稀候鸟整体的种群数量。而要进行整体性保护，首先要在各国间建立统一的候鸟种群数量评估标准，才能较准确地估测某种候鸟的全球数量，以及衡量不同湿地的保护状况。

“没有统一标准或尺度，我们就很难给缔约国实施保护项目、进行监测评估等工作。比如评定‘国际重要湿地’有一条‘1%’标准（一片湿地要定期栖息有一个水禽物种或亚种某一群落1%的个体），如果按照所在国自己的候鸟数量评估标准，它可能达到了，但按统一的标准可能就达不到。”雷光春表示，本届大会有一项要求制定全球统一的候鸟数据评估标准的决议，已获通过。

为了督促缔约国尽力保护，“国际重要湿地”也有退出机制，但该机制的细则——湿地的哪些状况恶化就应该退出“国际重要湿地”名录——一直不清晰。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本届会议上有一项完善退出细则的决议，但由于争议较大而未获通过，需留待3年后的第十五届湿地大会上继续讨论。

此外，往届湿地大会都会对一些保护状况不佳的“国际重要湿地”进行讨论，这也是大会各方交锋最激烈的环节。但在本届大会上，没有一个“国际重要湿地”被上会讨论。

《2025-2030年全球湿地保护战略框架》（以下简称《框架》）是COP14的另一项重要成果，已获表决通过。《框架》明确，要聚焦湿地保护和修复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应对全球环境挑战方面的作用，并协同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气候变化目标等最新进展。

雷光春解释，《框架》的作用是为制定《湿地公约》第五期战略计划提供指引，这一战略计划将成为全球2025—2030年湿地保护的行动纲领。目前该计划正由“第五期战略计划制定小组”编写草案。

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三项工作需统筹协调，已日益成为国际共识。其中，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突出挑战，也会对湿地和生物多样性造成许多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湿地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比如红树林湿地拥有强大的固碳能力。

更现实的因素在于，各国对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资金投入远超对湿地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入。雷光春表示，为了体现这种三者的协调，“我们希望各缔约方提交的履约报告能涵盖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内容”。

《武汉宣言》更强调行动

雷光春认为，本届大会关注的话题较往届层面更高，重点落在“全球共同行动”，出台了《武汉宣言》等一系列的共同行动纲领，并强调了湿地保护主流化。

不仅《湿地公约》，近年来《气候变化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都在强调“行胜于言”，突出各国采取共同行动的重要性。究其原因，每个公约的履约状况都与目标有巨大落差。

作为一个倡议性的公约，《湿地公约》存在约束力和可执行性不强的问题。张明祥认为，这是有关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栖息地的公约的“通病”。

“《气候变化公约》已经是这些环境公约里最具约束力的，因为气候变化会影响所有人，所以各国必须共同努力。湿地的情况则千差万别，比如一个热带国家可能就没多少湿地，而西伯利亚的高寒冻土带则湿地遍布，很难设立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共同保护目标。”张明祥说。

绿色和平东亚区全球政策高级顾问李硕也向南方周末记者坦言，绝大多数的湿地位于各国的领土范围内，只有少数跨国湿地，“该公约的国际效应和国际属性就相对较小。所以《湿地公约》至今还不够主流化，比较小众”。

由于约束较软，凝聚共识对湿地大会而言就显得尤为重要。11月6日下午，湿地大会部级高级别会议正式通过了由中国起草的《武汉宣言》。“《武汉宣言》比以往的宣言更明确了各国参与的政治意愿，更强调行动。”雷光春评价道。

《武汉宣言》指出，《湿地公约》缔结51年来，尽管已指定2466个国际重要湿地，认定了43个湿地城市，发起了19项区域倡议，各方为实现湿地持续保护做出了许多努力，但全球自然湿地面积仍减少了35%。

为了扭转这种趋势，《武汉宣言》提出了12项措施，其中一些在张明祥看来是基于中国经验。如第3项“考虑将湿地保护、修复、管理以及合理和可持续利用纳入国内立法、计划或行动”，此条措施借鉴了中国2022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意在呼吁各国为湿地保护提供法制保障。“这是以往宣言中没有出现过的。”

第6项中的开展湿地自然资产评估与核算、第7条的建立湿地公园、湿地城市等措施，也都是中国首倡或正在力推的。根据国家林草局近日公布的数据，中国目前已建立901处国家湿地公园，有13座城市获得了“国际湿地城市”称号，在全球位居第一。

“各国对湿地的重视程度不一。中国做了不少工作，因而希望其他国家也都能把湿地保护纳入国家战略，采取国家行动。”张明祥说。本届湿地大会上，中国还提交了《将湿地保护和修复恢复纳入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决议草案，已获通过。

国际红树林中心“不是一个封闭体系”

COP14另一项重要成果，是在深圳市设立国际红树林中心。

中国向大会提交的《设立国际红树林中心》决议提出，中国和其他有意愿的国家将共同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把红树林和滨海蓝碳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合理利用作为工作重点，同时鼓励所有感兴趣的缔约方、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参与中心的建立和运作，鼓励中心与全球其他红树林保护机制紧密合作。

红树林在东南沿海多个城市都有分布，国际红树林中心为何花落深圳？环保组织“深圳红树林基金会”原副秘书长、项目顾问李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早在2019年，红树林基金会就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并于近年来呼吁政府相关部门支持。

李燊认为，深圳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窗口的地位，使得国际红树林中心落地深圳可以更好地开展国际合作。其次，深圳保护红树林的经验较丰富，政府执行力和财政也具有优势。“而深圳想做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也需要红树林这样的滨海环境议题来匹配。”

李燊透露，深圳市规资局已经拟定了国际红树林中心筹建方案。“据我所知，（国际红树林中心）会在深圳建立相应的组织架构，设立秘书处，由国家林草局和深圳市相关职能部门组建。由这个实体来运营推动全球红树林保护的相关工作，而红树林基金会等社会公益组织以及深圳福田红树林国家级保护区管理局都将是红树林中心的重要参与方。”

国际红树林中心建立前，还需设置规范社会组织、其他国家如何参与的章程。雷光春表示，中心章程将由中国会同其他有红树林分布的国家共同制定，其中也会涉及资金。“目前中心的资金主要是中国提供的，未来肯定会有多种渠道。（中心）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

李燊预计红树林中心的工作将从4个方向展开：资助红树林及湿地的相关研究，发起全球性的红树林保护论坛、培训，以及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红树林保护项目提供支持。

根据2021年中科院地理所“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公布的遥感数据，全球红树林面积共有1434.84万公顷，而中国的红树林只有2.9万公顷，所占比重并不大。但全球红树林有近三分之一位于东南亚，作为中国与东南亚共有的一种重要生态系统，红树林可以成为中国与东南亚进行环保和海洋合作的一个突破口。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中国与东盟于2021年底发起成立了“中国—东盟红树林保护网络”，参与者有中国与东盟两方的企业家、基金会、研究机构、社会公益机构以及相关国际组织。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SEE）“任鸟飞”项目经理关磊期待，未来国际红树林中心能够与中国-东盟红树林保护网络合作，促进中国东南沿海和东南亚的红树林保护。

南方周末记者 杨凯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