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周南 文梅 北京报道

“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经历过从阴茎到阴道的7寸旅程，也都曾在母亲的子宫中生活过280天，我们没有理由为自己曾经生存和旅行过的地方感到羞耻和烦恼。”1969年，美国著名医学博士大卫·鲁本在《性知识大全》序言中如是说。

50多年后的今天，这句话印在了《公益领域通识 01儿童与青少年性教育》（下称《儿童与青少年性教育通识》）的目录前页上。

日前，由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组织编写的《儿童与青少年性教育通识》发布。作为主编，“你我伙伴”（西安光源助学公益慈善中心）理事长、中心主任张耀华指出，在我国，0-18岁的儿童青少年数量约为3亿，他们正处在进入青春期和性活跃的关键时期，性教育与人的健康和幸福密切相关，“在青少年早期就能接受科学、全面、系统、适龄的性教育，对其一生的发展都至关重要。”

从“性”到“性教育”

虽然是90后，胡佳威在性教育领域耕作已有十年，作为“保护豆豆”创始人、中国性学会家庭教育分会副秘书长，他曾收到一份来自朋友的邀请。

朋友的女儿当时读三年级，放学路上遇到一个露阴癖男性，班主任介入后发现班级甚至学校里不少孩子竟然都遇到过，因此，朋友希望胡佳威到学校给孩子们上一堂性教育课，并获得了校方支持。

但是，当在家长群里发通知时，一位家长态度非常强硬——“不要给我的孩子讲这些，这个东西太恶心了”。最终，这堂性教育课因被投诉到当地教育局而延期至今。

“其实，这个家长的女儿也遇到过露阴癖男性。”这一切让胡佳威意识到性教育是一个非常受性观念、性态度影响的话题：“它不像语数外、物理、化学，是中立的、有应试教育‘加持’的学科，即便家长未必觉得这些学科都重要，也不会阻止孩子学习。但是，如果家长认为性教育不好，就会阻止孩子接触。”

谈性色变的不只这位家长。事实上，根据通识材料编写团队作为性教育从业者的多年经验，许多人对“性”的理解确实还停留在“成年人的性行为”这一狭义认知上，他们并未意识到性是一个复杂、多维度的概念，是贯穿人一生的生命属性。

“性不只是成年人的需求，无论是婴儿需要父母对肌肤的触摸，还是青春期经历身体变化、老年仍可以体验亲密无间的美好等，在生命的不同年龄阶段，人们对性都有不同的需求。”张耀华指出，同时，性不只是生理层面的性交行为, 还包括心理、精神、社会等多个维度，是一种社会建构。

和对“性”的误读一样，人们也常常会误以为性教育就是教青少年性技巧和如何发生性行为，或者认为性教育就是预防性侵犯的教育、艾滋病预防教育或是生理卫生教育。

而实际上，性教育包含的议题更为科学和广泛，它包括对性行为和生殖过程、身体和心理发育、性别、怀孕与避孕、性传播疾病、关系、性暴力、情绪和沟通、网络信息素养、烟草、酒精和毒品的风险、性愉悦多种议题的理解。

同时，“需要明确的是，对于成年人和未成年人而言，性教育的观念或者说性的观念应该是一致的，不应该因为成年与否就有所差别。”张耀华告诉记者，性教育是需要人终身学习的，在生理、心理和社会等各个层面探知、了解和悦纳自我，学习尊重多元和包容差异，做出对自己和他人负责任的积极选择的过程。

推开儿童青少年性教育领域的大门

性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我国，性教育已经得到了明确的法律和政策支持，正在持续并且向好地发展，社会对性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共识也在不断增加。2021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更是首次使用“性教育”一词，明确了性教育的法律地位和学校开展性教育的法律责任。同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发布。这一年也被很多性教育从业者称为“性教育的合法性被明确的一年”。

不仅如此，根据通识材料，性教育被列入国家发展规划、法律法规的同时，还在一系列与学校相关的文件和课程标准中被反复提及。可以说性教育已经被纳入国家的义务教育课程体系，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但是对于整个性教育行业，胡佳威直言，落到实践层面，还缺少具体实施的指导意见和地方性落地的政策。从公共产品而言，“我们还需要一个更加本土化的儿童青少年性教育指导纲要，需要统一的、有权威的能够证明性教育老师具备教学能力和专业知识的专业证书，需要供一线老师上课时可参考的公共用品。”

此外，总体来看我国性教育没有得到广泛开展；性教育的发展水平非常不均衡，在东西部、城乡之间都存在差距；性教育在公益慈善领域中属于边缘领域，很难靠某一家机构或某一种力量推动；以及性教育理念存在争议等依然是该领域发展面临的考题。

如此，性教育未来的发展应该去往哪个方向？

王龙玺是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的能力支持业务总监，同样作为性教育行业的资深从业者，他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即便性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无论是从社会层面还是教育领域来看，他都不认为未来“性”或“性教育”在整个公共议题中会成为一个主要议题，“这是由社会客观发展机制决定的，社会更关注的一定是经济性、政治性、文化性的议题。放到教育领域，相对主流的数理化而言，性教育所占比重也无法达到‘主要’这一层面。”

“不过，虽然性教育不是最主要的，但是它可以成为一个必需品。”王龙玺解释称：“就像体育课是一个‘必需品’，我们作为生物，需要运动、奔跑，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快乐、享受阳光。性教育有相同的逻辑，当然性教育能够解决某些问题，但更深层次，我们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去做性教育，只是因为它确实是一个人成长中的一部分，每个人都需要去学习。因而从策略上看，性教育争取的未来发展目标亦然——不是成为主流议题，而是把它变成一个必需品。”

不过，从实践角度来看，正是因为性教育在整个公共议题中还不是“必需品”，现阶段难以被纳入到教育体制中，因而一些学校开展相关课程时，常用“青春期教育”“安全自护教育”“艾滋病预防教育”等名称代替“性教育”。

这般“迂回”，是否可取？

王龙玺直言，为了减少学校和家长的敏感性和不必要的麻烦，从实际需要出发，只要不影响性教育内容的全面性和科学性，这种策略性的妥协是可以的，但从个人角度而言，“总体上我还是坚持实事求是，性教育就是性教育，它确实不是健康教育。”

落实到家长个人，胡佳威则告诉记者，不少家长会使用“这个”“那个”代替。“其实不妨从一个最简单最小的指标去衡量，看看自己能否淡定地使用‘阴茎’‘阴道’这样科学准确的词汇跟孩子沟通。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家长背后关于性、性教育的价值观是健康、积极的。”

无论是家长言语间的“遮遮掩掩”，还是学校行动间的“迂回曲折”，或许恰成为关注儿童与青少年性教育的必要性，推开儿童青少年性教育领域大门正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