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人的“科学素养”问题屡屡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不少美国人至今相信“地平说”“神创论”及各种阴谋论（如“登月骗局”）与神秘主义（如“通灵术”），甚至还成立了相关协会。一些人在嘲笑之余，也不时重弹“需要科普”的老调。但其实，“科普”并没有舆论场喧腾得那么“刻不容缓”，也并不是一件天然“正确”的事。

“科普”在中文里既是名词也是动词，带有一种居高临下、必欲为之的色彩；无论就理论渊源还是现实演变而言，“科普”都与19世纪中叶以降盛行的“科学主义”（scientism）与“实证主义”（positivism）密不可分，与法国哲学家孔德的那句“从科学中产生预见，从预见中产生行动”互为表里。科普肩负着扫除愚昧、开启民智、服务社会、增进福祉的各项重任，作为动词使用还可以天然赋予说话者一种权威感。

然而，英文里的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是一个偏中性的词汇，这多少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仍然有人相信地球是平的。如果“科普”与固有的宗教信仰、传统习惯、生活方式相抵触的时候，部分美国人宁愿遵循已有的经验与认知，并不在乎外界的苦口婆心乃至讥讽嘲笑。

科普之“普”，已经预设了“要让每一个人了解科学常识”的理念，但在实际操作上科普人士恐怕永远也无法做到不落一人的境界，就像孔子所说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不但如此，“科普”在价值序列里也未必就一定天然位于上游地位，尤其是“科普”与其他价值产生冲突的时候，因为那些（看起来）“对”（correct）/“真”（true）的事情，未必就一定“好”（right）。

不少美国人认为，接受科普与否属于个人自由范畴，他人无权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什么又是不对的。事实也确实如此。“非科学”（non-science）不等于“反科学”（anti-science），如果一个人愿意始终相信自己的“非科学”抑或“反科学”理念，只要他的生活与言行没有伤害别人，只要他为自己的言思学行负责、没有产生明显负外部性的话，任何他人或是组织无权强迫其接受“科普”。套用一句网络熟语，“放下助人情结，尊重他人命运”。

而且，“科学主义”未必等于“科学方法”，而且“科学”与“科普”的解释权与话语权终究掌握在有血有肉的人手里，本身就无法摆脱利益集团的影响。他们推崇的科学理论，也往往在未及证实或是证伪的情况下就形成公共政策，左右亿万大众的生活。

遗憾的是，像是“环保减排”“反核”“有机农业”这些近年来在西方甚嚣尘上的公共政策，隐隐然已经在强势的“科学主义”保驾护航下成为不容置喙的圣经，本身在多少违背科学方法（科学的精神是怀疑）的情况下，还结结实实地给不少国家带来了灾难。最近，因为“有机农业实验”而民穷财尽的斯里兰卡就是一例。

社会的价值不是唯一的，在科学之外尚有个人自由、私有产权等实打实的价值，以科学与科普的名义干涉这些价值显然是荒谬的，也难以施行（比如禁酒令）。

“科普”是一个有待精确定义的概念，因为“科普”在提及“科学”的时候，其实已经涵盖了“科学”这个名词下的无数分支与定义。“科学方法”与“科学主义”不是一回事（科学方法是一种思维方式，而科学主义则是一种信仰）。“科学”与“科学家”也不能一概而论（科学家未必一定科学）。作为科学皇冠的数学与理论物理，与其他科学门类之间也存在价值序列上的落差。

鲜为人知的是，“科学”（science）最早的严复译名是“格致”或者“格致学”，其实这个旧译倒是更接近科学的本义，或者说更看重“科学”对于每个个体的独特价值：科学不是某一个专业或职业，而是坚守系统化的思维方式，在测试和观察的基础上构建知识、解释宇宙。一个科学家应该具备的素质不是争讼思维而是实验室思维，以健康的怀疑、迟缓的判断与规范的想象指导自身工作。

从这个角度而言，格了七天七夜竹子的王阳明与算错经线也要远航探索“印度”的哥伦布固然是我们今天“科普”的对象，但他们愿意尝试勇于探索的精神与实践显然是可贵的科学方法。主动接受科普、强行科普他人或者鼓吹科学主义，显然不如提倡科学方法、鼓励自由探索对科学进步的贡献更大。别忘了，哪怕是“伪科学”（pseudo-science）也可以凭借“科普”的名义大行于世，而那些初露苗头的科学发现惨遭“科普”的往事也不在少数。

与其迷恋科学主义，不如相信科学方法；与其沉溺“科普”，不如推崇“格致”。

（作者系媒体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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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