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
决定一个国家百姓收入的核心要素是这个国家创造和分配财富的能力。在家当家或单位主事的一把手都有体会，不花钱、乱花钱、没钱花，都难以将这个集体发展下去。放大到国家层面，反映出建立符合发展实际的，能够科学使用及调配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的机制和工具的重要性。“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少有国家能够在中等收入阶段，保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总体匹配。
中国网络舆论中有这样一种说法：“若需比狠晒总量，若需低调谈人均”，用以形容中国外交在不同场合，根据需要描述中国的发展情况。实际上中国国情复杂本就是事实，大国外交也不指望这种“机巧”，但网民朴素的总结，却隐含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客观现实情况。
一、美国刻意“隐瞒”的事实
先从美国的三类行为，总结有关中国的三个要素与一个事实。
第一，补贴与优惠。美国攻击中国的话题之一，是“中国政府对某些热点行业的‘政策补贴‘破坏了市场经济与自由竞争，不公平”。但观察就会发现，美国在公共舆论对此类话题的探讨都是细致拿捏的，因为这会让美国公众自然产生“为何美国政府就没有能力去‘补贴’、保护或发展关键产业，只能目送中国取得优势”的想法。毕竟美国历史和现在，一直都在搞“政策补贴”，只是换个名字叫“政策优惠”罢了。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以“政策补贴破坏竞争公平”为题对中国发起的诘难，一定是围绕美国下定决心、且有能力、并可实现也要去“补贴”的行业，或美国依然有充足论据或十足信心保持优势的行业，例如电动车和芯片，而不是无力回天或不具“补贴”条件的行业，例如高铁和城市基建。
第二，低端与初级。美国在描述、分析和“预测”中国经济时，一直在回避一个基本逻辑：那些所谓的“低端”制造或简单产品，能够在中国保持规模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在中国做这些，依然可以挣到钱。事实胜于雄辩，虽要听声、更要看事——若在一个非必需行业中大家都在赔钱，那这个行业必然会在这个国家消亡——就像袜子制造业在美国那样。在中国制造袜子尽管竞争愈发激烈，也一直有人在赔钱，但这个行业总体依然可以挣到钱。
所以美国巧借“消费者对某一行业的总体印象主要来自这一行业的产品”的认知习惯，发明了“低端产业”的说法。实际上，任何产业都不存在“低端”概念，只有“初级阶段”——如果有一家袜子工厂，从设计、制造，到质检、物流，全部由实打实的人工智能驱动的仿生机器人完成，人们还会觉得这比莱特兄弟制造飞机的手工作坊“低端”吗？制造袜子所谓的“低端”，其实只是这个行业处于“初级阶段”。
第三，袜子与火箭。美国承认中国在众多尚处初级阶段的产业具有绝对优势，也清楚知道中国同时可以制造五代战斗机、电磁弹射航母、空间站、大火箭，可以在通信、人工智能、无人机、电动车等领域与美同场竞技，但却十分抗拒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去探讨——很多美国媒体在渲染“中国科技席卷全球”一类中国威胁论式的话题，或开播“中国产品质量低劣”一类中国崩溃论式的节目，却少有媒体去认真发起“为何在中国火箭和袜子可以同时形成规模”的思考。因为这会让人产生“美国既然也能造火箭，那为何不能造袜子”的疑惑。
美国用中国人穷，或换一种委婉说法“中国人力成本低”进行解释，但却回答不了比中国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为何做不到的问题，于是又说中国人多市场大，但却回答不了印度为何做不到的问题，又总结中国配套产业和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但又解释不了中国的配套产业和基础设施从哪来的问题，最后便有了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屑“低端”产业，加之对华判断“失误”，“施舍”给中国可乘之机的说法。
所有真相尽已展现眼前，蛛丝马迹从未隐藏所在，但美国官方不会情愿承认上述事实所反映的三个要素：中国有与数字所反映出来的人均收入整体契合的工业生产力，有具备调动社会资源与自然资源的实质能力的中央政府，有足以支撑这个国家跨过中等收入阶段的社会资源潜力；以及由此三要素所得出的结论：中国有先进的政治体制与相较美国更为专业的领导集体。
二、中国必可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不具备上述三个要素，会怎么样呢？就无法在中等收入阶段做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总体匹配，掉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对那些足够小的国家来说，个别可以靠着自身具有的突出特点或“时代机缘”，一招鲜吃遍天，在人们不经意间“安安静静”的地跨过中等收入阶段。但对大部分国家来说，想要跨过这道“坎”，都得搞出不小的动静；对中国这个“动动手指都会引人关注”的超大型国家，更是如此。对绝大部分后发国家来讲，面对竞争残酷的世界：
——若不具备与数字所反映出来的人均收入整体契合的工业生产力，就会像巴西一样，也许可以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受外部因素制约很大的相对稳定的“黄金发展期”，堆积而成“中等收入”，但这种“数字收入”却会与自身偏科严重的工业生产能力几乎脱节。作为巴西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巴西航空工业公司，虽可作为亮眼名片，但对复杂庞大的国民经济发展大局所能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全力磨刀尖，回头一看却没刀身、缺刀把、少盔甲，自然无法保护这个国家战胜挑战。
——若不具备有调动社会资源与自然资源的实质能力的中央政府，几乎所有身处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会面临着来自境外强势国家、境内强势团体的实质束缚，导致中央政府对资源调配以及国家发展的实际掌控能力受到严重影响，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总体匹配造成毁灭打击。客观说，这些干扰力量所采取的行动，不一定都是为了遏制这个国家的发展，例如在某些国家中存在的资本大鳄、垄断巨头、政治山头，它们为了自己所属团体的利益采取行动，口中各自强调为了国家好，但实际却砍掉了中央政府统揽全局、调配资源的手。
——若不具备足以支撑这个国家跨过中等收入阶段的社会资源潜力，则必然无法更进一步。就自然资源来说，缺油短气可以买，例如并不算小也抓住“时代机缘”，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阶段的日本，但覆盖全社会的政治目标，以及围绕此目标建立起来的崇尚劳动、重视科研、鼓励实业、廉洁高效的机制和风气，具有生气与活力的人口结构，科学合理且持续向好的环保态势，没有钱不好建，但只靠钱是万无可能建起来的。在“中等收入”的刺激下，如果把过多精力都投入到找钱、挣钱和花钱，反倒会对这些社会资源潜力产生破坏。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是少数，甚至目前唯一一个，整体上基本具备上述三个要素的中等收入大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大概率事件；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这一跨越将是必然事件。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
构建基于普遍适配性的全球灵活性，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方式之一。
2021年，中国人均GDP仅和哥斯达黎加相当，但美国面对哥斯达黎加并不感到焦虑，面对中国却十分紧张。在美国看来，中国有一种令其“窒息”的“错位”：中国不仅在工业门类、工业产值这种硬指标上力压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在美国一向擅长的“世界五百强”企业数量等商业指标方面，中国也同样实现反超。这类指标，就算再泼“不够科学”的冷水，也不是哥斯达黎加能靠上边的。若论中国人口众多规模庞大，又无法解释印度——这个美西方国家口中的“优等生”和“潜力股”，在过去三十年中，一边“沐浴”着美西方舆论的“吹捧”，一边与中国的差距越来越大的事实。
（一）普遍适配性指国民经济与高、中、初级产业的全域融合，核心在国内。中国既建设有国家电网、中国建筑、铁路铁道、中国生物等一批掌握核心技术且实力雄厚的央企坐镇托底；也发展了华为、腾讯、阿里巴巴、比亚迪、大疆等一批活力四射的民营企业活跃世界舞台；更兼有数量庞大的中小微企业，运行在国民经济与人民生产生活的最前线。客户可以根据需要，在中国直接采购到“本地生产”的各种用途、价值的产品和服务。
（二）全球灵活性指国民经济与世界市场接口丰富，重点在国外。行业接口方面，依托具备活力的高、中、初级产业集群，中国经济与世界市场紧密结合。这种结合是双向的，中国没有逼迫任何国家与自己做生意，而是在满足双方需求的过程中自然建立稳定的合作渠道，并基于此形成了丰富的机制接口——中国不仅加入了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全球和地区合作平台，还发起并与友好国家一道，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全球视野，满足沿线和区域国家发展需求的“一带一路”新机制。产业和机制的丰富接口，为中国经济韧性锦上添花，西边不亮东边亮。
简单以“人力成本低、人口多、基础设施投资大”，作为中国实现发展的原因，就像总结美国强大的原因是因为美国强大，车轱辘话。上溯四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聚焦近百年来的步伐轨迹，如何将这三个都曾被批判的条件凑在一起，并结合起来发挥优势作用，本身就是不好解决的课题。对已经跨过中等收入阶段的“世界霸主”美国来说，它解决不了“火箭和袜子如何同时形成规模”的问题，遑论遏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至于被美西方寄予“西式制度”（绝非民主制度）“薪火传人”厚望的印度，还需先实现“印度国籍人”与“印度人”的概念统一，让十几亿人共同为国而战，再去谈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在曾经独家手握核武器，横纵角度来看，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及其打手环伺的世界丛林，为国民经济赋值“基于普遍适配性的全球灵活性”，光靠“人多”“吃苦”“花钱”是做不到的，必需要——
“党中央，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工业军事委员会，以及9个国防工业部门，还有600多个相关专业和8000多家配套厂家，总之，要有一个伟大的国家，才能完成。”（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的“娘家”，前苏联黑海造船厂厂长尤里·伊凡诺维奇·马卡洛夫，在苏联解体后，面对时任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和海军司令格鲁莫夫、乌克兰总理库奇马所带领的调访团，如是回答“如何将这艘航母完工”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成本低于美国的苏联，某种意义来说，也解决不了“袜子和火箭如何同时形成规模”的课题，只不过需要把袜子换成皮袄或面包。如此看来，这个课题，显然不简单是“人工成本”或“低端产业”的事。
中国拥有真正强大的党中央，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总体匹配。这种匹配不仅限于中等收入阶段，还有下一时期；也不仅限于国民经济，还有更多领域。
注：本文作者为“秦安战略智库”核心成员白中石，为本平台原创作品，新的一年，祝愿大家携起手来、战胜疫情、遏制霸权，一起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