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河道的变迁，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古代史上发生的重大“事变”。
狭义的“历史”，指的是人类社会随着时光流淌而发生的演变。在这一意义上，河流水道的变迁，其本身是算不上历史事件的。然而地理环境是人类历史活动展开的舞台，黄河是出演中国历史这出连台大戏的重要场景。黄河流量这么大，流程这么长，使河水变浊变黄的泥沙又那么多，致使这条河道往哪里流，以及滔滔河水怎么淌，都会对这出大戏的剧情产生重要影响。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黄河河道迁改幅度之大、频度之高，对于现代社会中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超乎想象的。近日我在三联书店出版的《简明黄河史》，其中最核心、最基础的内容，就是叙说黄河河道的变迁史，当然在此基础之上也扼要地叙述了黄河的水利和水患，还有在贯穿整个历史时期的黄河流域范围内所发生的文明，以及所展开的典型事件。
我希望这本小书能够帮助非专业的读者更加全面、具体地了解黄河、认识黄河；同时也真诚地希望这本小书能够让更多的专业历史研究者更好地了解和把握黄河对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许多重大问题的影响（隔行如隔山，其实大多数专业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者对历史地理知识的了解都是相当有限的）。
黄河河道变迁基本原理：水往低处流
黄河河道在历史时期的变迁过程虽然极为复杂，但是其基本原理却很简单——“水往低处流”。
通过黄河入海口所在的位置，我们可以非常简捷地了解黄河河道变迁的大致范围：黄河入海口最北可达今天津附近，最南可达今淮河尾闾。例如，从南宋高宗建炎二年，到清代咸丰五年，长达700多年，黄河下游一直是袭夺淮河下游河道而流入黄海，同现在流入渤海的河道大不相同。这意味着现在的海河和淮河，在历史时期都曾经是黄河的一部分。因而通观整个历史时期，北起海河、南到淮河这一广阔地域（这也就是辽阔的黄淮海平原）就构成了一个很大的黄河下游流域。
在这一流域范围内，黄河的下游河道，就是遵循着“水往低处流”的规律，哪一边低洼往哪一边流淌。
听我这样讲，很多人一定会问：河道既然流往低洼地带，就一直在那里流好了，怎么流着流着又会改道往别的地方流呢？这不是由低地改流到高处去了吗？当然不是，自然规律不会改变，黄河水依然是在向低处流，而且正是因为要往低处流，河道才会发生改移。
这就涉及河流水文的另一重要特性，这就是“沙淤地高”。所谓“沙淤地高”，包括两重涵义。
任何一条河流，河水中都会含有一部分泥沙，各个河段汇入的水流，在淌过地面时必然要把泥沙裹挟到水中。一般来说，在上中游河段，由于河道坡降较大而导致水流湍急，这些泥沙只是顺流而下，不会在河床里沉淀下来。可是到了下游河段以后，河道变得相当平坦，流速随之转缓，水中的泥沙就逐渐沉降下来，淤积到了河床上面——这是所谓“沙淤地高”的第一重涵义。
随着河床不断淤高，河面与两岸大堤之间的高差就会愈来愈小。这样，在洪水来临的时候，河水就很容易溢出河堤，漫流到两岸地面之上。当然，更容易发生的是洪水直接冲开大堤的薄弱之处，造成溃决，这样便会有更多的河水四处漫流。在辽阔地面上漫流开来的水流，流速自然很快降低，泥沙就在水到之处大量沉积下来，造成广泛区域的地面普遍增高——这便是所谓“沙淤地高”的第二重涵义。
在整个黄淮海平原这个黄河下游区域内，黄河的河道，就是依着“水往低处流”和“沙淤地高”这两项规律，不断地发生着河道的迁改：茫茫大平原上，总有那么一个地带，地势会相对较低一些，因为“水往低处流”，滔滔黄河水就顺着这处低洼地带流向了大海；然后是“沙淤地高”，这个地带高了，水流就再去另找某个相对低洼的地带，再来一次新的“水往低处流”。像钟摆一样，来来回回，往返在大平原的南北——除了以泰山为中心的鲁中山地，这里太高了，河水只能在它的南北两侧绕行。
大禹治水之前，黄河很规矩吗
黄河河道变迁的特殊性，是由于它所流经的区域相当特别，这一因素使得黄河河道变迁的剧烈程度大大高于其他大河的下游河段。之所以说黄河流经的区域相当特别，是指它的中游地段是在黄土高原核心地带流过的，这里的黄土层不仅非常深厚，还普遍发育着垂直节理（就是大白话讲的“竖茬”）。黄土层的深厚为河水冲刷提供了巨量的沙源，垂直节理的结构形式则使得这些黄土极易被水流冲刷下去；再加上这一区域在夏秋间高度集中的降雨，会对地表造成强烈的冲刷。这样就使得黄河中游区域带给下游河段的泥沙极为丰富，无疑大大增强了下游河道决徙迁改的强烈程度。
我在上面讲述的这些情况，是对有文献记载以来情况的概括。在这当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从战国中期起，人们才在黄河下游两岸筑起连绵千里的夹河大堤。在这之前，河道变迁的原理相同，只是没有大堤的束缚，河道的迁改会更为频繁而已。
人类在具有一定改造自然的能力之后，就出现了利用黄河和改造黄河的问题。大禹治水的传说，就是这方面最早的记载。
长久以来，学术界相当普遍地把大禹治水的背景理解为一场规模空前、范围广大的洪水。意思就是在此之前，黄河水在一条固定的河道里规规矩矩地流淌，河流两岸则是牧歌式的田园，没有水灾，没有水害，平静而又安详。为了论证这场超常洪水的真实性，很多人还联系起西方那个诺亚方舟的故事，以为这是地球的东方和西方同时遭遇的全球大洪水。学者们不仅这么想了，还通过考古学家的手铲找到一些所谓地层的“证据”。
然而，这符合自然的规律吗？我看未必。
从黄河河道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原理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人类文明社会的早期，人口还没有太多，能力也还很弱，所以只能被动地躲避黄河的洪水。在这种情况下，黄河下游河道在洪水季节的泛滥，必定是经常的、反复不断的，从来就没有太平过，不是某一场特别的洪水。
除了这种经常性的泛滥以外，还必然地会出现下游多股河道长期并存、且这些多股并存的河道又都处于游荡不定的情况。南宋高宗建炎二年，黄河夺淮东南流入黄海期间，由于无人治理，就长期处于这样的状态，仿佛重回洪荒上古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洪水时期四下漫溢的河水还会在低洼之处聚而成湖，形成无数大大小小的水泊。
这就是古昔先民在黄河下游区域所处的原始环境，可以说每一天都是这样，从来都是如此。这意味着他们所面临的环境，每一天都像后来刚刚遭遇一场特大洪水一样。
大禹治水传说的地理背景，理应为黄河下游平原
在我看来，这就是大禹治水传说产生的真实地理背景。后来人越繁衍越多，就开始逐渐改造这样的环境。传说在大禹治水之前，先是由他的父亲鲧负责此事。鲧采取的办法是堵，在遍地水流的情况下，他能堵什么呢？只能修筑简易的防水设施保护人类居住的聚落。在当时，这些设施，只能是低矮的土围子，考古学上有所谓“环壕聚落”，那个围绕在聚落周围的“环壕”，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人们躲避水流侵害的另一种选择，是把居住的聚落安置在地势较高的地方。直到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下游平原上还有很多以“丘”为通称的地名（像河南的商丘就是这么来的），这就是人们在上述环境下选择地势较高的土丘居住的结果。
其实，在古时以“丘”为名的地名中，更耐人寻味的是“帝丘”。这个“帝丘”位于现在的河南濮阳（“帝丘”二字也曾被错写成“商丘”）。这里的西水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以蚌壳堆塑的青龙、朱雀、白虎和黄鹿（黄鹿后演化成为玄武）构成的“四灵”造型，距今约6500-6300年，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完整的“四灵”形象。“四灵”，是早期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而不是世俗流言所说的那条龙）。
随着人类活动区域的扩大，像这样只是被动防护狭小居住范围的做法，就显然不够了。人们需要逐渐疏导水流，稳定随意游荡的河道，以便安全地开发利用更多的土地。大禹治水的传说，体现的就是这一阶段的情况。不过当时人们实际疏导的，只能是水量较小的一些支流，当时显然还不具备疏导黄河干流的能力。
谈到大禹治水问题，还涉及禹都及其之前的尧都问题。不管怎样理解当时所谓都城的性质，这个都城终归应当位于其治理范围内的中心地带，至少是其中的重要地区。
早期文献记载的尧都，在今鲁西南的定陶附近，今天人们所说的五岳最初只有四岳。当时并不存在中岳，而今天河南嵩山乃是当时的西岳；南岳，则在今天安徽的霍山（别详拙文《四岳、五岳的演变与古史地域扩张问题》，收入敝人即将在三联书店出版的《旧史舆地文汇》），而这四岳环抱的中心点就是早期文献所记载的尧都（别详拙文《我看帝尧故里》《汉碑与尧都》，俱收入敝人即将在三联书店出版的《旧史舆地文汇》）。早期文献记载的禹都为平阳，这个平阳所在的具体地点，是在战国“大梁之南”，也就是今河南开封以南（别详拙文《夏及商前期都城文献资料的初步研究》，见拙著《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
由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大禹治水传说的地理背景，理应为黄河下游平原，也只有漫及这片辽阔大平原的“洪水”，才会形成“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史记·夏本纪》）的场面。这是其他地方——譬如在黄河中游段支流汾河两岸根本不可能产生的景象。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古地理与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
辛德勇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