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是值得被捍卫的，正因为有人类原生的恐惧，人才不会沦为野蛮的杀戮机器，希望才能够得以留存。” 作家邓一光在《人，或所有的士兵》中的写作重新审视了人类与生俱来的荣耀和弱点，捍卫了人类的恐惧权利，捍卫了弥足珍贵的个人立场，展现出了一位小说家深厚的人文关怀。
《人，或所有的士兵》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以七十七万字的篇幅记叙了中国现代史中早期知识分子与民族，国家和命运同担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有评论称，《人，或所有的士兵》所呈现的浩瀚之广，可以视为托尔斯泰文学巨著《战争与和平》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回声。
这部长篇小说曾在2019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当年即入选了多种文学专业榜单，受到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肯定。经过三年的沉淀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合作再次出版这本书，让好书抵达更多的读者。本期不如一见，搜狐文化对话作家邓一光，共话本书的创作历程与思考，了解他如何以战争为尺度，书写文明的冲突与人的成长。
由这本书的标题《人，或所有的士兵》，可以看出其侧重。这一次，邓一光就是想写人，“写人如何有尊严地活着，探究一个人为什么活着，对人进行灵魂拷问，包括人性的弱点”。这个故事不仅关于战争，还有关于一个人的成长，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文明的冲突，情感的纠葛。当事人或是我们都会在这样的关系里面有所博弈、冲突、增长、撕裂。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我们作为人，其实都处在一些形式的战场上，这里的士兵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主人公是构成故事的一个非常核心的载体，他是历史上很多人的综合体，经过作家形象化、典型化后有了郁漱石这个人物。在创作过程中，他首先置身于那个时代的环境，同时尽可能地理解在这个时代中这样的知识分子、个体生命，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所遭遇到的那些自身内部的成长过程，以及周边环境对他们成长所影响的那些历程。“当你进入了他的生命成长，就容易去写出一代知识分子或生命个体的遭遇。”
写作的一个困难的地方在于：我们不是历史中人，却要做历史中人。最早，邓一光对这段历史不太熟悉。他认为，人类文明对于个体生命来说是断裂的，但当我们去理解人类文明的时候，又不能让它断裂，所以需要去了解历史。
他读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当事人写下的。当时有很多香港的个体生命，他们留下过一些日记，在这场战争中，有很多人后来写下了回忆录，还有一些史料、档案。从这些第一手资料进入后，他大体对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就有了一些了解。
此外，他还去占有更多的资料，了解历史形成当时这种情况的原因，比如一些当时的文明、文化冲突、政治、领土、利益冲突……最后导致了战争；比如作为个体生命在成长过程中遭遇的一些情感、文化、认知冲突，导致了他成为这样的人。有所了解后，再通过文学塑造的方式来写出这样的人物和故事。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认为，邓一光用非常极端的存在境遇，来凸显人性最深刻的灵魂搏斗。《人，或所有的士兵》是战争小说，同时也是存在主义的小说，非常极端的存在境遇里的人性最能够呈现出复杂性。
对于作家邓一光来说，写战争不是他的目的，写文明冲突、人的成长过程中的冲突，写生命自身所遇到的困境，才是他的目的。
他认为，如果要写一个故事，要在人类文明的尺度上回避开战争是非常困难的。战争，是一个人类文明冲突到了最高阶段不可调和的结果，战争本身也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和尺度。把人的故事放在战争背景下去展开的时候，容易捕捉到人的精神嬗变。
选择这一场香港保卫战，主要是基于人物的考虑。郁漱石出生在上个世纪初，在上个世纪出去求学，离开家庭，走出族群，东渡日本，再去了美国，回到香港。那时上个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正好是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的时候，也正好是整个世界冲突性非常大的时候。香港是太平洋战争中第一座沦陷的城市，这场战役不是非常大，但它具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
过去，邓一光写了很多生而为人，在生活中不妥协，在命运中努力的人物。他觉得这不是他领悟、理解和观察到的人的全部。他希望把人放在一个困境中，人的困境有很多种，有一个共性的困境叫囚禁。
他谈到，囚禁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非常大的困境。举例来说，比如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会觉得自己不漂亮，这是囚禁在相貌选择中；我们感觉没有力量，囚禁在想获得力量而不得的困惑中；我们囚禁在一些看上去所有条件都有，但“那不是我所需要的”一种生活环境中；我们囚禁在想去某些地方或者想做某些事情而不得的困境中。所以他觉得囚禁是一个母题，它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事情，如果要把它形象化地表现出来，就必须要有一个方式，或者要给人物设置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战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便是主人公定位为战俘的原因。
他理解的战俘，不仅有对人心、还有对人的理由的一种质疑。一战之后，出现了很多战俘，人们是很困惑的。他认为，（囚禁）不仅是在杀死人的身体，可能是在对自身之所以为人所有的合法性、正义性、正当性，做出一种精神的或者伦理的破坏。
《人，或所有的士兵》并不正面描写战争，而是从郁漱石战后被军事法庭审判写起，巧妙地以法庭的陈述、调查、举证、公诉记录等形式搭建起作品框架。这是由于作者认为“当你开始讲一个自己都没有经历过、完全靠文献去回到那个时代的故事，首先你要确信它。”他看了很多当时人的讲话，听了一些录音，还有大量的照片和纪录片。在这些过程中，他发现视角是很重要的，由谁讲、哪些人讲，这是关键的。如果完全采取让主人公自己去讲的方式，作为个人是成立的，但客观性未必就被承认。而他太希望这段历史不被掩埋掉，希望读者关注到它。
在他看来，要让读者相信，第一个方式就是尽量客观地、尽量权威性地使用一些文献，这些文献的使用必须是故事化的、文学化的。
第二，要出现一个结构性的讲述，它不再是由某一个人来讲，甚至不再是文学中、小说中经常使用的那种上帝视角，而是由十个人来讲述，这十个人都和主人公有关系，且是不同的关系。
在这部小说中，人是最重要的，有战争漩涡里的人，也有稍纵即逝的人。小说中出现了萧红、许地山等人的香港生活印迹。邓一光观察到，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伟大的、渺小的，光彩的或者暗淡的。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注意他愿意被人们注意到的一面。但是再回过头来，把他作为一个生命来看，他身上有大量被我们忽略掉的东西，比如那些寂寞孤独的、不在公众场合表现出来的。
因为往往这些历史人物是被提炼出来的，当把这样的人物放在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时候，他就提供出不同于一个特殊人物的光彩了。同时，在那个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年代，他们有民族的切身之痛，他们希望这个国家富强、美好。这里的每一个人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在参与国民性的建构，所以他们也构成了一段成长发展的文明岁月。
在此前的新书活动中，邓一光曾说，“任何美化都是背叛，所有生存皆为侥幸”。当再次谈到书中“郁漱石之死”这个结尾的设定，他坦言，其实一个作家不一定能完全主宰人物，当人物活过来的时候，只能陪着他走。在这个小说的第一稿，其实没有最后的这封遗书，主人公就是死了。但是他告诉责编，这个故事是没有结束的。直到一两个月之后有一天他突然就知道了，主人公还要去跟母亲有一个交代。
他提到当时说“任何美化都是背叛，所有生存皆为侥幸”这句话是有背景的，如果在无碍大事的时候，这句话过于紧张，过于矫正。而在这样一个故事之下，他觉得可贵的不是呈现人的力量，人有多么的了不起。“作为生命，人这个种群很了不起，但也不能说几千年的人类文化，它那么灿烂，就是全部的胜利。我们在说人的胜利的时候，更要有一些警惕，应该看到我们身上还有一些软弱的，甚至胆怯的、恐惧的（一面），它们的重要性。它们不一定会帮助我们上升，不一定会帮助我们成就什么，但它会保护住我们那颗完整的、丰富的内心，让我们的情感完整。”
访谈中，邓一光提到了对于恐惧的理解是因人而异的。原始的恐惧大多来自环境，而现在的恐惧好多是来自于自己的内心了。尤其是内心有敬畏、非常敏感、对外界有着虔诚或悲悯的关注的那些人，一些将人类和自己放在等同的条件之下，将千里之外的一颗落叶看成自己的那些知识分子，他们对恐惧的理解，好多是来自于自身，他觉得这里已经有了一个我们对恐惧的现代性理解。
邓一光曾说：“我想关注人性中另外一些侧面，比如一些脆弱和隐秘的内容，想知道它们在故事中会呈现出怎样的光芒。”他认为人类文明的几个主要方面，不管是宗教、哲学、文学，它们其实都在解释人性。因为了解自己是最不容易的，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对自我关注、关照，对自我进行剖析和认知，以便做一个更值得的生命。这是我们对人性最基本的态度，至于手段、认知方式，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在本书研讨会上，谈及自己的文学观时，邓一光表示：“我时常询问自己几个问题：是否能够在写作中同时关注到历史、当下和未来这三个向度？自己的写作是否能够承受住时间和文明的审视和批判？我的写作是否能在更为广阔的疆域中与世界构成有效的对话关系？”正因作家对自身的文学视野有着这样的审视，作品《人，或所有的士兵》也势必能够经住时间的考验。
文/刘奇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