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女性话题是边缘话题，很少有人关注。到今天，女性话题成了主流话题，不需要特别宣传，每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都会自发地关注。”

作者 | 赵皖西

张越和任长箴的因缘，始于中央电视台的《半边天》节目。

1997年，《半边天》周末版主持人张越去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简称“广院”）跟大学生们做交流。演讲即将结束时，她欢迎有意愿的同学来节目组实习。现场很多同学哗地一下围过来，七嘴八舌地介绍自己。广院的学生有专业基础，表达能力也很强，张越一下子眼花缭乱，不知道该选谁。

突然，她看到人群外有一个女生，貌不惊人，梳着短头发，穿得特别朴素，看着特别蔫，憨憨的样子，也不太说话。不知道为什么，张越觉得这个女生很靠谱，“一看就是那种不娇气、不矫情的人，干活绝对是把好手”。后来，任长箴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张越老师在人堆里探出头，朝她一指，说“那小孩，你跟我走”。她当时就蒙了，跟着对方走了。

任长箴。（图/受访者提供）

可以说，任长箴的职业生涯是从女性访谈节目开始的。在《半边天》节目组实习几个月后，她转向自己更熟悉也更感兴趣的纪录片领域。多年之后，她做出了一档轰动全国的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当然，那是后话了。

不再共事后，任长箴和张越并不经常见面。1997年的她们肯定也不会想到，26年后，她们会再次共事，一起做一档名为《第一人称复数》的女性视角谈话节目。

9月20日，《第一人称复数》在优酷人文独家播出。节目由作家、纪录片导演周轶君担纲主持，张越任总策划，任长箴任总导演，每期邀请不同的嘉宾，关注世界、社会、生活和自我，在对谈中碰撞出多维的视角和观点。

今天的女性在关注什么、思考什么？她们的视角和感受，透过一些议题能辐射到多大、多广阔的空间？这是《第一人称复数》想探讨的事情。

《第一人称复数》的三位主创，从左至右依次为周轶君、张越、任长箴。

故事从《半边天》开始

《半边天》节目1995年开播，直到2010年停播，坚持了15年。它是中国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女性访谈节目。

1995年9月4日至15日，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全球女性领域最高级别的会议，也是当时中国承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100多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团以及非政府组织来到北京，大家共同探讨全球妇女问题。

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个大事儿。各地电视台因此开办了一批女性节目，其中就有《半边天》。“世妇会”一开完，很多节目就停了，但《半边天》留了下来。

《半边天》栏目。

孙慧在2000年8月接任《半边天》制片人，她这样评价这档节目：“‘半边天’，乍听上去是一个排斥男性的、只强调女性话语权的名字，而且带有历史痕迹。中央电视台的《半边天》，却是一个十分具有平等意识，且十分平和的女性节目。它以‘男女平等’为生存原则，以‘平民视角’观察问题，力求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男女平等对话。”

从此，中国电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性别议题有了公开展示和交流的平台。回看《半边天》的选题，涵盖青少年性教育、广告中的性别问题、男性避孕药、老年妇女处境堪忧、婚姻中的“七年之痒”、北京首例性骚扰案、非婚生子的权利，等等。这些当时看起来十分先锋的议题，二三十年后，依然在社交舆论场上广泛存在，且无法给出确切答案。

《半边天》时期，张越和任长箴负责的是周末版，节目每周邀请一位男嘉宾来聊女性相关话题。

《半边天》时期的张越。

刚去实习时，任长箴什么都不懂，老师们聊的事儿、感兴趣的话题，她都是蒙的。“最大的感受就是你被带进了一个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但提升是迅速的，你一下就接触到了一些对的人和事儿。”任长箴回忆道。

当时，张越当上主持也不过一两年。她描绘她俩的工作状态，特别像一个大一点的小孩带着一个更小的小孩。“俩人老是不知道干吗，每天想着什么话题特别热门，咱们就谈什么。谈这个话题得上哪儿找嘉宾呢？听说有个部门下属有相关专家，小任就咣咣咣骑着自行车跑过去。一会又骑回来了，说人家没上班。我就说，那我做点饭，咱先吃饭吧。基本上就在这么一个糊里糊涂的状态中开始了她摸爬滚打的职业生涯。”

在节目《第一人称复数》上的张越。

几个月实习下来，任长箴逐渐表现出对于拍纪录片的强烈渴望。访谈节目的核心是主持人，由主持人来把控对谈节奏和现场，编导更像一个辅助，所要做的就是帮助主持人做剪辑，让访谈逻辑连贯、节奏顺畅。

任长箴学的是纪录片专业，对她来说，纪录片能表现独特的生命情景和个体故事，那才是更加广阔的天地。她不满足于做一档访谈节目的编导，更希望根据自己的思路拍摄镜头，用镜头讲述故事、表达思想，所有控制权都在自己手中。

后来，任长箴调去一个拍摄各种民间手工艺的栏目组。当时国内还不流行“非遗”概念，她和台湾地区田野调查杂志《汉声》合作，自己担任执行总导演，做了一档名为《留住手艺》的节目。任长箴对工艺美术品不感兴趣，比如刺绣、布老虎、剪纸，她不拍；相反，她去了特别偏远的山村，拍那些匠人怎么打铜锅、修碗、做秤、编竹筐……全是快要失传的、实用的民间手工艺技术。

任长箴。（图/受访者提供）

任长箴一年到头都在外头跑，张越的工作也很忙，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人不怎么见面。但每隔一两年，任长箴都会给张越打电话。

张越说，这有点像汇报演出，“每次接到小任的电话，（电话那头说）‘张老师，我去拍手工艺了，攒了好多箩筐、锣鼓，乡下的匠人们做的，特别好玩，我给你拿几个’。然后，她就跑到我家来了，拿了一大堆完全没用、没地儿搁的东西，但是她特别热情洋溢”。张越腾出一个柜子，专门放这些“礼物”。就这样，两人维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

时隔26年的再次合作

2012年，任长箴担任执行总导演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以下简称《舌尖》）火遍大江南北。

张越看完《舌尖》之后很惊艳，觉得任长箴的手艺没白练。“以往的美食节目就是拍好吃的、拍饭馆，没人会注意好吃的背后是什么。任长箴则不然，她把乡村的环境、水土，民间的生产手艺，包括劳动者的生活、情感和命运等，都与美食结合起来。”张越觉得，任长箴把做《半边天》人物访谈时进入人物内心的能耐，以及长期拍摄匠人手艺的经验感受，全部融入一档美食类纪录片里，使得《舌尖》拥有前所未有的人情味，让观众强烈地感受到它和以往看过的美食节目都不一样。

拍摄陕北的黄馍馍。（图/《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第二集）

虽然职业生涯从《半边天》启航，但是任长箴之后做的节目，没有明显的性别概念，历史、人文、地理、农业、科教，在题材上她涉猎广泛。长期泡在农村，她对采访名人的兴趣不大，反而对民间、自然的东西更感兴趣。

去年春天，张越正式从中央电视台退休。按理说，她可以到外面做节目了，但她很谨慎，一直没做。

一方面，她觉得，这个社会太嘈杂了，所有人都在释放信息，也都在接受很多混乱的信息，每个人发出信息的时候，未必能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她跟自己说，就不要增加混乱信息了，除非这是你的专业、你特别了解的领域，否则不要说话，因为你无法保证自己说的是内行话，不要给别人的头脑带来混乱。

另一方面，即便谈的是专业范围的事，张越也觉得应该在一个安安静静的平台上进行，她不希望自己谈话的地方是充满焦虑、急躁，只想要流量、不能安静地理解对方的混乱环境。

在嘈杂的环境下，做一个冷静的人。（图/受访者提供）

退休后，张越首次“触戏”，参演戏剧《你和我，剧场奇妙七步》，偶尔参与动物保护公益活动。此外，她鲜少活跃在公众视野。

一天，任长箴联系张越，说自己正在做一档女性视角谈话节目，主持人是周轶君，想邀请张越加盟。任长箴的职业生涯从谈话节目开始，她的大学毕业论文写的也是谈话节目，在她心目中，“谈话节目就是跟张老师捆绑在一起的，所以这次做谈话节目，必须得有张老师”。

“小任是老同事，又是非常好的导演；轶君头脑很清楚，读过很多书，也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所以她有比较开阔的胸怀和态度，来面对自己谈论的话题。优酷人文是一个非常尊重创作人员的平台，大家心平气和，想做好节目。”出于对主创团队的信任，张越从参与第一个策划会开始，之后深度介入节目策划、参与录制，最终成为节目核心人员之一。

跨越26年，两位老同事的第二次合作，在《第一人称复数》上实现了。

张越录制《第一人称复数》。（图/受访者提供）

“一个做得很认真的谈话节目”

第一次务虚会上，大家决定做一档以女性视角为主的谈话节目。等到下一次开会，就到了真正的实操阶段，大家各自拿着选题，讨论每期节目应该聊点什么。

大家先顺着传统女性节目的思路来找选题，除了跟女性议题相关的社会热点事件，还有一些日常性的女性话题，比如如何平衡职业和家庭的关系、怎么搞好婆媳关系、怎么面对亲密关系……但一聊起来，在场的所有人，包括策划、编导和主持人，都说自己对这些话题不感兴趣。张越做了那么多年的女性节目，这些话题都做过，说心里话，她也没兴趣。

做一档女性聊天节目，却对女性话题没兴趣，那可怎么办？于是大家放开来聊，把所有前提和框架抛开，就说说自己对什么感兴趣。讨论立刻变得七嘴八舌，有人对戏剧有兴趣，有人对文学有兴趣，有人对ChatGPT有兴趣，还有人对考古有兴趣……后来大家一致决定，不管聊的是不是女性话题，就找行业内有意思的人，一起聊点有意思的事儿。最后定下一些多姿多彩、不明所以的话题：有聊影视剧的，有聊科技的，有聊动物的，有聊植物的……

在嘉宾的选择上，任长箴倾向于“特可爱的自然人”，至于对方的观点是什么、谈得好不好，都是第二位的。“我们不认为嘉宾说的所有话都是正确的，前提是她们说的话都是发自内心的、亲近人的。”一直以来，任长箴做节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不教化观众。“现在的观众都有自己的判断系统，谁也不需要你教什么，而且年轻人最拒绝的就是说教。”

将近30年没共事，任长箴在张越心中的样子完全没变。发型没变，还是短发；穿着没变，还是穿着T恤，让人感觉她一件衣服穿了快30年；性格上，比以前稍微会说话了，但依然不擅长社交。

任长箴参加《第一人称复数》线下看片会。（图/受访者提供）

让张越印象深刻的，是任长箴对于做节目的较真。业内人士经常开玩笑说，谈话节目可以做得很简单，放几把椅子，主持人带俩嘉宾，直接坐那说就行了。“但是小任把她做漂亮片子的能力糅进了谈话节目里，让节目特别讲究。”

首先是定调子。任长箴把《第一人称复数》定位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自带书卷气的节目，一个在安静的环境下阅读和聆听的节目。这就决定了它不像以往的女性谈话节目那样走温馨可爱的路线，场地、舞美、灯光、道具都追求理性、大气，同时整体风格又不能是纯现代的，必须有一点古典的感觉。

一般演播室都是亮色调的，为了找到暗调子、低照度的环境氛围，任长箴跑遍全北京，最后在三里屯找到了一家符合要求的酒店，用一些特别有质感的餐具、装饰品、字画，重新布景。

考究的布景。（图/《第一人称复数》）

剪片子的过程很漫长，任长箴反复斟酌，不厌其烦。某个细节错了，她会来回地修改；但如果别人要求她改一个什么东西，她不能接受，就会直接反驳：“不行，不能改，这个就是不能改。”天蝎座疾恶如仇、当机立断、眼里不揉沙子的性格，在此刻得以显现。

“是一个做得很认真的谈话节目。”任长箴说。

女性的，又不只是女性的

虽然《第一人称复数》是一档女性视角的聊天节目，但8期节目的选题，并不完全围绕着女性议题展开。

前两期关于性骚扰，属于女性议题；之后的两期《闲聊全宇宙》，讲影视和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带有一些女性色彩。但之后几期就彻底放开了，第五期《自然律》讲花开花谢、植物与自然的关系，第六期《万物有灵》讲的是动物，关于动物的性、人和动物的关系……主持人和嘉宾丢掉了女性议题的框架，真正从自身出发，去聊那些她们不理解又感兴趣的话题。

第五期《自然律》，周轶君和陈丹燕走进上海辰山植物园。

“我们有时候也跟着嘉宾走，嘉宾对什么东西感兴趣，我们就聊她们感兴趣的内容。我们不迎合观众，也不迎合现在这个世界。”这是任长箴在策划节目阶段已经明确的观念。

“新一代受过教育的女性，视野广、心胸宽。其实她们可以介入所有有意思的当代话题，而她们介入话题时的讨论角度、方式和感受，又和男性不完全一样，她们代表现代女性的立场、视角和精神风貌。”张越说。原先还因选题太泛而有些忐忑，但录完《闲聊全宇宙》后，张越惊喜地发现，它就是一个女性节目，一个跟以往的女性节目完全不一样的女性节目。

《闲聊全宇宙》也给镜头背后的任长箴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认为，一期好节目就像一台戏，“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嘉宾必须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一期的四个人（周轶君、张越、毛尖、小鹿），各有各的聊天角度，每个人都很聪明，谈得别开生面。”这种嘉宾之间的配合和碰撞，让她感到欣喜。

四位女性的思想碰撞全宇宙。

“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大家一开始就奠定了一个特别自由的心态，我口说我心，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张越觉得，这是节目效果特别好的原因。

录制之前，《瞬息全宇宙》刚在奥斯卡颁奖礼上“大杀四方”，杨紫琼凭借该片成为首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亚洲女性。对于全球女性来说，这都是一个十分励志的时刻。原本节目想从这个热点开始聊，结果一问，几位嘉宾的态度是：“我不喜欢看。”“我觉得不怎么好。”“这就不是一个女性电影。”很自然地，话题往外一荡，她们开始聊其他影视剧、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就是这样一个很自由的漫谈”。

《瞬息全宇宙》剧照。

聊天过程中，脱口秀演员小鹿谈及自己讲过的一个观众最有共鸣的段子，素材来自做妇科检查时感受到的窘迫、羞愧。“四仰八叉地挂在那，帘子随时被拉开，不断有人进来，有时候医生的态度也很粗暴。”

张越年轻的时候也为这事儿愤怒极了，觉得医院的管理水平不高，乱闯的人素质低下。“渐渐地，随着年龄的增长，了解了很多人的生活，见识过很多人性，我知道每个人的行为都不是偶然的。那些推门就进、乱掀帘子的人，过往的生活环境从来没有给予他们那样的教化，周围的人也从来没有给予他们那样的尊重，所以在成长过程中，他们也不会礼貌地对待别人。那些态度不好的医生、护士，他们一天要经手好几百个患者，对我们特别重要的检查，对他们来说就是每天的工作常态。换位思考，我们上班的时候也会接个电话、办点私事，所以我现在觉得这也没什么。”

小鹿立刻说，自己有不同的看法，她的创作来源于生活感受，有愤怒就要表达。周轶君接过话头，对她来说，她得知道这事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她也可以得到尊重。如果现实情况是她得不到这种尊重，她也能接受；但如果连这种可能性的存在都不告诉她，那她不能接受。

一个话题在几位嘉宾的抛接之间，层层递进。这样的交谈，张越觉得是愉快的、互相滋养的，她希望观众也能在这样的交流氛围中得到启发和滋养。

一部分是脚踏实地，

一部分是灵魂高高地飞到天上

中国媒体对女性议题的关注，算来已经有20多年了。

上世纪90年代发生的国内第一例被媒体曝光的性骚扰案件，《半边天》节目就曾跟进报道。但在当时，女性主义理论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性骚扰”甚至没有形成清晰的定义。

尽管此类话题在《半边天》中被反复提及，但张越发现，并没有因此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和关注。“大家不大关心，好像仅仅觉得那是新鲜的风流韵事，人们的意识还停留在‘他干吗骚扰她呀，干吗不骚扰别人？是不是那女的长得特漂亮、特别骚？’——因为大家没有共鸣，没有共情。”

“20多年前，女性话题是边缘话题，很少有人关注。到今天，女性话题成了主流话题，不需要特别宣传，每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都会自发地关注。”这几年，张越明显感觉到社会上的女性意识有所觉醒，“当年的很多议题如果放到今天，根本不需要中央电视台的《半边天》说什么，网上就有一大票特厉害的、受过教育的都市女青年站出来说，你们这是性别歧视”。

《第一人称复数》前两期谈的就是性骚扰。它更像一门专业课的概论：性骚扰的定义是什么？性骚扰主要分几类？性骚扰容易发生在什么情况下？被性骚扰了怎么办？如何预防与面对性骚扰？聊完之后，张越她们还担心，谈的内容太专业，不好玩、不热闹，观众会爱听吗？令人意外的是，节目播出之后，观众讨论度和反响很大。

《第一人称复数》不光有女嘉宾，也有男嘉宾。

宏观的女性议题背后，是一个又一个女性的生命感受的觉醒。张越在节目中提到自己过去的两个采访对象：

一位是1968年出生在关中平原的农村女性刘小样，因不满于现实生活，她一次又一次地出走，为的是寻找精神家园，又一次次受挫，回归故里。“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这句振聋发聩的呼喊，穿越20多年的时光，在无数人心中激荡。

娜拉能走向何方？（图/《我叫刘小样》）

另一位是一个小县城的女性，不想被别人安排着相亲、结婚，她想谈一场真正的恋爱，熬到30多岁的年纪仍然单身，成为周围人眼中的异类。

张越讲到这儿时，毛尖说，在生活中沉静下来、安顿下来，不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吗？“毛尖老师说的这话太好了、太对了。这是真正经历生活的历练、安顿下来之后，才说得出来的话、才能到达的通透。她让整个谈话的思想性往深处、高处又走了一步。”张越觉得，如果观众能够顺着这种谈话的路径，在认知和精神上挖得更深、站得更高、走得更远，那节目就没白做。

“我老说人有两个维度，这两个维度齐全了，人生就挺完美的。一个维度是脚踏实地地走在大地上，干活、挣钱、买菜、做饭、把衣服洗干净、把屋子收拾好，这是行走在大地上的那部分。另一部分是灵魂高高地飞在天上，有梦想，有乐趣，知道在吃喝拉撒睡之外，人类还有别的东西。如果这两部分都在，就挺好的。那就慢慢过，路慢慢走，总会走出路来。那条路可能跟你年轻时畅想的不是一回事，但是你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走，是会有一条路的。”张越说。

可爱的张越。（图/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