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历史上，大的封建王朝往往拥有庞大的文官系统，尤其是明代，文官系统掌握了主要的职位，即便皇帝不理朝政，文官系统也照样运转，照样治理天下。只是，文官系统指挥武将，就有些滑稽了。不过，文官集团确实势力庞大，武将一般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
文官们认为，要是有灾难导致刁民犯上作乱，就一定是刁民本身的问题，而不会从灾难方面寻找原因。他们固执地以为，刁民所属的地区官员治理不力，一定要被罢免，至于镇压刁民，就是武将的事了。可是，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不能相容。当时，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政治调剂手段往往无效。尤其是出现严重的天灾之后，造成大面积饥荒，老百姓面临死亡的威胁，为了吃饱饭，就要造反。文官们认为，国家需要各方面平衡，要是弄到动用武将，带兵平叛的地步，就算是衰败的象征。
武将没有那么多的讲究，需要训练兵勇，带兵打仗。他们要有一定的策略，还能指挥千军万马，集中兵力，冲锋陷阵。在战斗中，武将需要自己决断，无论是避实就虚，还是一鼓作气，都需要独立作出判断，即便为了取得胜利牺牲一部分士卒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文官们思考的不是这些内容，而是中正和平的施政纲领。而武将们在冲锋陷阵中流血牺牲，却在文官心目中成了血气之勇的象征。即便武将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也一定是不值一提的胜利。毕竟，文官们考虑的是更大层面的胜利，而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其实，文官们考虑的事情大多大而无当，在和平时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在战争年代，就不同了，一般都不会有什么适用性。但文官们固执地以为自己认为的才是对的，而武将们都是傻大粗的典型，只知道带兵打仗，却看不清全局。说白了，就是文官们喜欢朝堂之上获取权力，而武将们累死累活，取得胜利，也不一定比文官们获得更多的权力，也就真的成了费力不落好的典型。
武将要安排战略资源，把仓库、后勤给养等安排在一定的地点，方便士兵获取。但文官就不同意了，需要动用手中的权力，指派武将建立仓库的地点，同时控制军饷，不会让武将染指。于是，克扣军饷的事情时有发生，武将也不能控制。要是出了事情，文官会把责任全都推到武将身上，也就没什么事了。在宋代，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兵权交给皇帝直接掌管，其实最终交给了枢密院的官员掌管。有时候，带兵打仗的时候，将领带的不是自己平时训练的兵，而是别的部队。在打仗过程中，武将还要受到后方皇帝的指挥和干涉，往往打仗输多赢少。到了南宋阶段，军队更是成了皇帝以及文官系统的傀儡，经常出现打败仗的情况。秦桧陷害岳飞，就是文官系统包括皇帝对武将的一种迫害。毕竟，岳飞参与了皇帝立太子事件，就有些干预朝政的意思了。高宗赵构岂能容许他随便干涉皇族内部事务？
到了明朝，文官系统更加发达。从根本上看不起武将。而武将们考核的时候，也仅仅考察一点文字功底的东西，每天学的东西不过二百字左右的内容，主要还是练武。于是，在学养方面，武将和文官不是一个层面的，也不能参与朝堂议事。国家的大政方针制定，甚至打仗的策略都由文官系统制定，甚至文官带着军饷，要指挥武将冲锋陷阵了。文官经常对高级将领提出无理的指责，如果将领当机立断，指挥部队投入战斗，就是文官指责的贪功轻进，好勇嗜杀；要是武将按兵不动，等待有利时机，就是文官指责的畏缩不前，玩敌养寇。而兵丁们劫掠百姓，要受到处分，文官就更有的说了。其实，只是文官拖欠军饷，弄得士兵们没有钱，只能骚扰百姓。问题的根子在文官那里，却最终让武将和兵士背了锅。
即便武将或兵士退伍还乡了，也不能很好地应付地方事务。按理说，他们可以在地方从事一些民政、税务、财政等部门的工作，但他们回到乡里会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地方官员都具备安详的仪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而将军和士兵大多不具备这些文官的素质，即便回乡也不能胜任文职工作，以至于成了无业游民，有时候还会滋扰事端。
文官们形成官僚集团，看不起武将，还要处处指挥武将。而武将不具备反抗的能力，只能听之任之。于是，很多时候打仗，会出现军队获取信息不灵，被敌人轻易击溃的现象。明英宗被俘的“土木堡之变”就是这么回事。宦官王振仓促发兵50万，挟持明英宗亲征。兵至大同，未交锋就撤退。王振又想炫耀自己，想让英宗“临幸”他的家乡蔚州，致使军队疲于奔命，劳累不堪，在土木堡被也先率军围住。明军大溃，王振及各大臣死于乱军，英宗被俘，50万明军死伤过半，瓦剌军进逼北京。“土木堡之变”暴露了军队体制的致命弱点，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武备继续废弛，军事组织不断衰退。而在文官眼里，这些都不算什么，只要在任期中保持平静无事，社会稳定就行了，一切有关军队改造的计划完全可以束之高阁。
要是战斗用武将临阵指挥，不用文官指挥，或许会有另外一番景象。文官集团权力太大，干涉武将以及整个武力系统，最终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