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报道详见《杨争光：写出中国农民和读书人的“面目”》

杨争光（曹嘉轩/图）

做记者的一个遗憾，大概是很难有机会摆出拽酷的姿态，对着采访对象说：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面对面的几个小时里，我们似乎都在和心理咨询师共享同一份使命。意见相左时不能一笑而过，要竭尽全力试图理解他、传达他，切忌扭曲，但据说被误解是表达的宿命，与宿命为敌，够呛。

见到杨争光之前，我看了他新出的小说《我的岁月静好》（与鸡汤毫无关系，别被书名骗了），脑海里浮现的形象不高、瘦、嘴唇泛白、戴眼镜、身板微躬、神情忧郁。我想象，他应当也如同书中主人公一样，散发着文艺中年的小心翼翼，那种仅仅是靠各种哲学理论和文学书籍自圆其说来远离世俗繁杂、维系自身内心安定都殊为不易的感觉，他懂。

实际上，符合想象的只有瘦。他从不运动（唯一喜欢看的比赛项目是冲浪，因为好看），也不爱出门，采访那天他特地从常居的惠州坐车来深圳，念叨了好几次：我都半个月没出门了（而这在他的个人记录里也算不上什么）。年轻时常靠一张照片写一个剧本，能吸引他心甘情愿出门的唯有好吃的面馆，二十多年过去了，他的胃从未离开西安。

午餐去了他选的、短短几年就在深圳开了一百多家分店的陕西面馆。如果在家附近，他恨不得天天去，年轻的老板请他题了一幅字，“人生不过一碗面”。平时在惠州，他带的最后一届研究生——如今也算是他的助理，常来他家擀面，他开心得不得了，点评道：“面条做得越来越好”。

就是这么一个粗线条简单生活的人，没有那些书里的细腻心思。吃完面去位于大鹏的杨争光文学与影视艺术工作室（隔壁就是官湖海滩，自然也无法吸引他），一楼挂着他参与编剧的电影及电视剧海报、与影视或文化界名人的合照以及各类奖牌，共四层高，中间挑空，竖着一根写满毛笔字的柱子，是他搭升降机挥墨留下的作品。

我们坐在从外地运来的、得十个壮丁合力才能抬动的木桌旁，此前举办的小型新书读者会，估计也是在这张威武的会客桌上。那次到场的有博士生、大学副教授，有人读完后表示，“我觉得德林（书中主人公）这个人挺好，要向他学习”，并发出疑问，“杨老师你这是不是自传？”杨争光回忆这段时无奈地笑了，“写完以后我就有这个担心，怕会成为一种鼓励”。

听到这句我有点懵，原来是我误会了？我以为他在写中年困境，我以为我们是同盟，但其实他一直以来都明确地看不上这个他一手创造的人物？我（怀着再次确认阵营的心情）问道，“你是觉得他不对吗？”

“不在于对和不对，这种所谓的岁月静好竟然能占某种主流？我认为我这个小说其实探究最主要的、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你说这个人负责任吗？他不会承认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我一个月挣两三千块钱的工资，我就只能负两三千块钱的责任。但是你会不会做得更好？我做什么呢？我没有什么可能做的。所以你要说平庸的恶之类的，德林身上到处都是。只不过他没有做出恶的事情来，他是对恶司空见惯，非但不厌恶，甚至为恶辩护。如果把德林这个人真的看清楚了，基本上可以把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所谓的退缩、堕落化、精神塌陷、思想萎缩看明白了。我们这个知识阶层就是这么（活）下来的，就是本能地寻找舒适度。更何况还有知识来武装自己，在这个社会环境里边，即使我找不到最舒适，我可以次舒适。”

他斜叼着烟，头发几乎剃光了，浓黑的眉毛上下挑动（似乎加强了他说话的力度），每次反问之后都露出狡黠的嘲笑，附带一句更像是口头禅而不是真的要询问意见的“是不是”，我应该说是还是不是？我选择保持微笑。

他说自己更欣赏书中一心为母报仇的李不害，一个充满血性的莽夫。

“不用追求理性？”

“绝对的理性永远是为自己的软弱、为自己的退让、为自己的懒惰、为自己的不负责任辩护的。”

真是不留情面，对人对己都是，最后他如告解般承认，“我也是一个很无力的知识分子。我从来没有安慰过自己，我就认为我很无耻，这是有文字为证的。你明明知道人生不是这样死就是那样死，像狗一样死掉，还是像个英雄一样去死掉？我宁可做李不害，但实际上我也做不到。最后就跟鲁迅一样，我文人就只能写文章，还不能太尖锐。我的无耻跟德林的无耻其实就是50步和100步的区别，我没有以此为荣，我就是以此为耻而已，就是这么个区别。”

这倒蛮酷的——经历了一次相差甚远的采访，但我从不安慰自己。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孙凌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