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收藏家、学者、孔子基金会原常务副会长辛冠洁（1922-2022）先生。 （《环球人物》杂志摄影记者 侯欣颖/图）
要不是同事发来链接，我还不知道辛冠洁先生于2022年11月6日去世，101岁！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寿。
也许有人会说，他没有学历，没有师承，算不上什么学者。但我要说，他的传统文化修养好过很多学者。随便举个例子，某地有关部门到北京请一位著名历史学家为家乡题辞，结果发现这位名家连毛笔都不会拿，只好用钢笔写了几个字。就是这几个钢笔字，也像虫子在爬。也许有人会辩解：新中国成立后还有多少人用毛笔？不幸的是，这个学者出生于1930年代，那时毛笔仍然是主要书写工具。辛公擅长书法，那是一笔一画苦练出来的。
作为战火中历练出来的记者，辛先生1938年就入党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部工作，“文革”后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所是社科院的老所，每个研究所又细分为多个研究组，现在叫研究室。辛先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主任，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主编的《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中国古代佚名哲学名著评述》堪称经典。原因有二，一是当时的学者不像现在有那么多挣外快的机会，当时各项事业刚刚起步，出书非常难，能够得到写作的任务，作者都感到光荣，全力以赴。二是山东是辛先生的老根据地，这两套书由齐鲁书社出版，经过了认真的编辑，错讹很少。杨向奎先生花了十年时间主持的《清儒学案》八卷也是由齐鲁书社出版的，但有上万处错误，不堪卒读，甚至出现“一九84年”这样的格式，好像根本没经过编辑加工。
1984年，财政部拨款100万元成立孔子基金会。100万元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呢？在我读高中的县城，一根油条五分钱，也有五毛钱一晚的招待所。辛先生是孔子基金会的实际负责人。他资历深，还握有《中国哲学史研究》《孔子研究》两大刊物，正逢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国学热”，辛先生相当于国学市场的祭酒，大家都尊称他为辛公。1994年我刚参加工作，单位安排我给杨向奎先生当助手，抄抄写写，同时也在杨先生指导下读古书。刘文淇家族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是杨先生领导整理的大书，195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黑乎乎的纸张，能清楚地触摸到稻草梗，可见当时的经济是多么困难。有一次碰到我的老乡张琢先生，他问了我的近况就说，你这么喜欢点校古书，刚好辛冠洁先生编《中国儒学百科全书》需要人校对词条，我推荐你去。就这样我经常到孔子基金会去，他们当时在北京交道口菊儿胡同办公。那时我住在西坝河集体宿舍，没有电话；工资是374元，五毛钱的地铁感觉太贵，所以无论去哪里都尽量蹬破旧的自行车。为什么要骑旧的呢？因为新的已经被盗两辆，只有特别旧的车，贼才不惦记。去了之后才知道除了校对所有作者引用的古书的出处，还有一些没有完成的词条。当时中国的学术界还没有规范引文的习惯，规范引文的习惯是大陆学者到港台开会之后，自惭形秽，才慢慢学会的。因此我的工作量很大。我写的词条不多，交给辛公，他弄丢了。当时买不起电脑，都是手写；单位太穷，不能复印，我自己没有留底。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词条是王艮，我们单位有一个万历善本，使我把这个词条写得非常饱满。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编辑也非常负责，但由于是工科出身，我们的稿子本来正确，反而被他们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改错了不少。这样反复开会讨论，拖了很久，直到1997年才出版，质量还是不错的。
和辛公交往，当然少不了讨论所谓的“国学热”，我认为就是学术界有些人太穷了，想尽办法要把国学变成自己的存款。有人说，你看有些人不排队、爱盗版、大声喧哗、随地吐痰，有的大学校长一讲话就出丑，都是因为缺失国学教育啊；我说那是家教或者个人修养问题，不是国学问题。韩国、日本不提倡国学，可是人家连中国文化也保存得好好的。辛公安排过日本客人表演茶道，长达两个多小时，华丽的服饰价格高昂，听说相当于一辆汽车。举个例子做对比，孔子基金会有一次在曲阜开会，有位成员是国家某部委的退休秘书，因为对座次不满意，大怒之下，拂袖而去。我不相信靠这样的人能够弘扬国学。孔子的核心是仁学，没错吧？仁就像花生仁、核桃仁，是能够生长的种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种人类共同价值。否定这些价值，就等于自经于沟渎。
和辛公交往最大的乐趣当然是到他家欣赏他收藏的宝贝，他是大收藏家，收藏的门类众多，最多的是书画，可以说成捆成堆。可惜当时没有能拍照的手机，我只给他收藏的《爨宝子碑》帖照了相，是应张永山先生的要求照的，因为这张赫赫有名的碑帖上，有罗振玉的题词，张先生的夫人罗琨是罗振玉孙女。辛公告诉我，1950年代，齐白石的画就挂在书店，25元一幅，只要你有钱，谁都可以买。现在郭沫若的字也很值钱，作家朱士奇收藏的最多，辛公是第二多。辛公告诉我，有一段时间他和郭沫若都驻日内瓦，天天见面，因此得到郭沫若很多字。嘉德是中国最大的拍卖公司之一，辛先生是嘉德的顾问，嘉德甚至专门为他出版了一本书。他好玩蛐蛐，还出了书，真是玩到了极致。
1996年，孔子基金会人事调整。辛先生退下来了，他说：“将来我成立一个自己的基金会。”这绝非吹牛。我估计他要拿出一亿出来也不难。但是，那些善于钻营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拿到了基金会的资助就会干正事吗？肯定不会。
辛冠洁编《陈介祺藏镜》。 （资料图/图）
辛公显然看透了学术界的方士和儒生，耻与为伍，干脆单干，边玩古董边写自己的书。有一年他让我帮他借了一些青铜器方面的古书，说要写《陈介祺藏镜研究》，因为他在拍卖会买到陈介祺二百镜斋藏镜拓本两册，墨拓铜镜一百八十二面，其中不乏佳镜，孤品，而且是陈介祺亲手墨拓。后来真的出了书，印得非常考究。辛公章丘人，陈介祺（1813-1884）潍坊人。这使我想起刘起釪先生的话：“一个学者做学问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解决学术上的问题，共同推动祖国学术前进呢，还是为了学者自己只顾成名成家？应当毫不含糊地严肃地昭示：一个学者治学，单纯地全心全意地奔赴的只有一个目标：为了祖国解决学术问题，与其他有成就的学者一道，共同推动祖国学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永无止境地向前进。当学术取得成就后，自己内心享受成就的愉快，享受为祖国完成了一项学术事业的自豪感。如果这时国家和人民给以荣誉，那是对他完成一项学术事业的奖励，自然会感到荣幸，但决不是自己原来追求的东西。这是一个真正学者的心态，是传来久远的。试看古代不少有成就的大学者，费数十年的心力完成一部巨著，总是靠门人或亲友或襄义举者出资把书刻出，自己享受的就是这部巨著的成就感。有的学者及身无力刻出，怀着对巨著的成就感离开人世，靠门人、靠亲友或义士帮助刻书于身后，留其业绩于学术界。这种例子太多了，也就成了中国真正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陈介祺出身于官宦人家，当然没有这么可怜，但同样需要后辈弘扬。
“小吴，要是你会喝酒就好了，我家里好酒多得很，你们研究所的索介然先生在我这喝了一大杯人头马，醉了一天。”有一次辛公对我说。真的吗？我曾经和索先生比邻而居，忘记核实这个掌故。索先生出身八旗贵族索绰罗氏，北京火车站对面的五星级国际饭店，曾是他们家刻书的地方。听说他海量，不惜卖血买酒。我给杨向奎先生当助手，就是接替他。
自从辛公搬到朝阳公园附近的新家，我就很少去了。有一年过年，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说：“陈来刚才来过，突然想到你，就跟你打个电话。”最巧的是2018年5月，我从国外教书回来，还接到他的电话，也是最后一次。今年7月31日，同事发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为辛公在协和医院祝贺百岁寿辰的新闻，我立即联系了哲学所的熟人，问能不能探视，得到的答复是不能。唉，可惜了，未能见老顽童最后一面。
一项学术事业，需要组织者、赞助者和实干家，辛公三者皆备，虽然手握巨款，无奈找不到托孤的人。他转而成为一个登峰造极的玩家，一直玩到101岁，真是潇洒至极。安息吧，辛公！
吴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