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韶毅和他的新著《一生怀抱几人同：民国学人生平考索》（北岳文艺出版社，2022）。 （资料图/图）
走不出永嘉路
读罢方韶毅的新书《一生怀抱几人同——民国学人生平考索》（北岳文艺出版社，2022），我心里不自觉地冒出一句话：“走不出永嘉路。”方著十五篇文章所考索的十四位文人学者，有十二位是温州人，而且《寻找史美钧》一文的主角海宁人史美钧也曾长期生活在温州，《华五是谁》中的华五虽然不是温州人，主要也是因为涉及来温传教士苏慧廉，才引起作者的兴趣。 “走不出永嘉路”，不是指这些学人没有离开过温州，事实上，他们星散四处，甚至寓居异国，当然更多人经过艰难的跋涉，最终不得不回归故里。所谓“走不出”，主要是指他们声名不彰，影响大多是地方性的，现在早已隐入故纸堆中，成为现代学术史、文学史的边缘人、失踪者。如果没有邑人方韶毅的探赜索隐，大概也不会有人注意他们。
方韶毅经常在书中感叹他们“不为人所知”。《想起次恺》说画家次恺“虽然他的作品曾风靡一时，连丰子恺初见时都曾‘疑为自己所作’，但目前除了陈星、白杰明等丰子恺研究专家的笔下略有提及外，早已不为人所知。”《“吉金乐石”谢磊明》说：“提起温州人在近现代中国篆刻史上的作为和影响力，大家总会先想到方介堪、方去疾等人，对谢磊明则少有顾及。”《“文学青年”汤增敭》写的是鲁迅“一个也不宽恕”对象中的无籍籍之名者，《鲁迅全集》的注释中甚至误以为他是湖州人。书中《华五是谁》《寻找史美钧》《“失踪”的孔德》《王服周事迹》这几篇，从题目中就可以直接看出，他们的生平甚至连名字都已经没入历史的苍茫之中了。如果不借助各种数据库和E考据，我们完全无法拼凑出他们的生命痕迹。
吴鹭山（右）和夏承焘。 （资料图/图）
我最感兴趣的林损、伍叔傥和吴鹭山等温州学人。方著中《伍叔傥的鲁迅印象》，开篇劈头一句就是：“伍叔傥在鲁迅交往录中是一位无足轻重的人物。”事实上，将“鲁迅交往录”改成“现代学术史”也不致大错。伍叔傥曾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达长十年之久，著名学者朱东润就是当时该系的一位青年教师，后来朱东润在自传中曾提到过伍叔傥，称其为“混子”，看不上伍叔傥的学问。从方韶毅与沈迦整理的《伍叔傥集》看，伍的学术规模显然不能说他已“走出永嘉”。
吴鹭山的学问淹雅，方韶毅《吴鹭山的命运》说他的才华并不逊于好友夏承焘。夏承焘的论著均在词学方面，而吴鹭山涉猎极广，不仅研究杜甫、陶渊明，还讨论易学、庄子、《尚书》等，不过，他的人生之路远没有夏承焘顺畅。1938年底在澄江中山大学谋得教职，因日寇逼近而匆匆返乡；1953年至浙江师范学院任教，1956年调至浙江教师进修学院，1958年反右运动中“被议”，不久即被遣返回乡；1962年在长春东北文史研究所专授《诗经》课，1979年退休。“这么多亲友相助都无济于事，吴鹭山最后还是回到了老家。”方韶毅在书中为他打抱不平：“凭他的学识，如果也能像夏承焘那样，在京沪杭等地大城市教学做研究，得以一展风采，会是怎样的人生呢？”人生无法假设，方韶毅这一问，实在是别有怀抱。
林损与《林损集》。 （资料图/图）
至于林损，甚至可以说是被现代学术主流所放逐。当年林损离开北大，具体的原因，众说纷纭，方韶毅在《林损胡适交恶考》中，罗列了各家对于林损事件的解读，最后还找出林损与胡适各自评述对方的文字，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林损的公众形象也就定格在了对胡适的破口大骂上，若不是方著中附录了林损家人的回忆，我们也不太会了解林损离开北大后的行踪。
更愿意作“文人”
方著所涉及的温籍学人中，刘廷蔚是昆虫学家，刘廷藩留学回国后任职于图书馆、税务局、银行，画家次恺后来任职小学，写了一些科普读物，文学青年汤增敭一度很活跃，但1940年代以后就开始隐入幕后做起了编辑，后来去了台湾，总之，他们或是别有事业，或是隐入幕后，余事作诗人，退出文坛也是情有可原。当然，除了旺盛的创作欲和持续的创造力外，要在文艺上“走出永嘉”，甚至还需要一点机遇和运气，很多人因为偶然因素，从此就离开了文艺界。
至于林损、伍叔傥、吴鹭山也“走不出永嘉路”，其实是颇为奇怪的。因为他们终其一生都是职业学者，虽然有困顿有失意，但始终是学人身份，可为什么“走不出永嘉路”？我认为可能的原因是他们并没有进入现代的学术共同体。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至少有编写讲义的任务，也有不少批驳问难的场合，自然就有学术研究和发表论著的要求，因此自发地形成学术共同体，所以实际上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一般就也视为现代学人。但是严格来说，进入大学不能等同于成为现代学人，而是要看有没有参与到学术话题的讨论中去，即有没有陈寅恪所说的“预流”。林损他们虽然都曾在高校任教，似乎不言而喻就是现代学人了，但其实并非如此。林损反对胡适的学术观点，很容易被象征为新旧之争。方韶毅在书中告诉我们，林损也写过白话诗，伍叔傥同样能欣赏鲁迅。所以现代学人与否，不在于观点之趋新守旧，而是有没有遵从现代学术交流机制参与讨论。林损没有从学理上论述、批评胡适，谩骂文字中只有人身攻击，不得称为学术交流，自然不能视其进入现代学术共同体。我举一个例子来对比，胡怀琛一一摘录批改《尝试集》，认为胡适用字不当、诗意不足等等，还编著《尝试集批评与讨论》，胡适的回应其实颇失章法，只能以“守旧的批评家”来讥笑胡怀琛，但显然两人是在现代学术交流机制下的交锋，所以过了几年之后，胡怀琛的《胡怀琛诗歌丛稿》有了胡适题辞：“刚忘了昨儿的梦，又分明看见了梦中的一笑。”大有握手言和的意味。
更主要的是，林损、伍叔傥和吴鹭山有一种与现代学术主动疏离的心态，也即相较于“学”，他们更究心于“文”，相较于“学者”，他们更愿意作“文人”。三人都很有诗文上的才华，胡适虽然批评林损“整天喝酒、骂人、不用功”，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公铎的天分很高”。胡适也称赏伍叔傥的诗才，对秘书胡颂平说“叔傥的诗是用力气做成的”，钟应梅甚至推伍诗“当代独步”，适然楼主《香港诗坛点将录》将伍叔傥列为第一，尊为“托塔天王”。吴鹭山更不用说了，他与夏承焘一见面即订交，可见词人间的惺惺惜惺惺，诗词还被入选钱理群、袁本良合编的《二十世纪诗词注评》。事实上，他们的论著也往往侧重是辞章层面的。所以傅斯年说不应从新旧不同之论来评判林损等人，“试问林、马诸丑于旧有何贡献？”傅斯年的用词自然是意气之争，但从新学旧学的角度看，他对林损的批评似乎也还有一定的道理。
地方小传统的影响
那么，何以他们都究心于文辞，而与现代学术潮流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如果说林损、吴鹭山没有经过现代高等教育，那么他们接受传统的士大夫之学，即使没有转型为现代学人，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伍叔傥可是和傅斯年同学，经过现代学术训练的，何以也有相同的倾向？方韶毅另著有《民国文化隐者录》，同样也是写一批温州学人的辗转求索而成为文化史上的隐者，因此，我不得不把目光转向“温州”。
现代温州的文史之学，大别为四个流派，一是晚清以来孙诒让、陈黻宸等人所引导的旧学，最终形成了所谓的“北大温州学派”，林损就是这一派的；二是1920年代前后，梅冷生组织的慎社、瓯社两大诗社，夏承焘就是慎社成员；三是以及1930年代《瓯风杂志》为中心的学人群体，这一群体与前两者有交集；四是与慎社几乎同时出现的永嘉新学会。当然还有一些学人与温州本地学脉联系不那么紧密者，如夏鼐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王季思继承的是吴梅的学脉等等，这里就没有专门列为一派。这四派之中，永嘉新学会可以代表追随现代学术的潮流，他们吸引了一些青年学者，创办了《新学报》，郑振铎在上面发表了《新文化运动者的精神与态度》《俄罗斯文学底特质与其略史》等文章，但是新学会至1920年底就结束了，也就表示“现代学术”这一取向在温州的根基不稳。
“北大温州学派”和《瓯风杂志》群体之为学，重视文献和文辞，他们的文献之学仍为现代学术所重视，但他们关心的学术话题，如宋慈抱的《续史通》、林损的《永嘉学派通论》、李笠的《墨子间诂校补》等等，都是前代的余绪，几乎没有成为现代学术的共同话题。事实上，他们和慎社诗人群体一样，毕生主要用力于辞章，《瓯风杂志》以“通论”“名著”栏目打头，但名著是整理前人之著，通论数量并不多，所以事实上主要还是发表诗文创作、碑传墓志之属的“文苑”栏目为主。慎社的组织者为梅冷生，几乎团结了温州各界人士，出版《慎社》杂志，举行诗钟雅集，形成了温州“诗词”中兴的局面。慎社之后，梅冷生还组织了瓯社，继续团结诗人。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在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之际，传统士大夫的“文章”“辞章”的传统，在温州所具有的影响力。
吴鹭山和夏承焘的订交，就是经过梅冷生的中介，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吴鹭山的学与文的选择中，深受慎社所代表的“文章”“辞章”的小传统所影响。同样也可以发现林损经常在《瓯风杂志》上发表诗词，而于“学术”层面乃至“文献”上，未见用力，可见他即使进入北大也没有自外于“辞章”这一地方风尚。而伍叔傥早年的教育经历，同样也在这一脉络之中，进入北大后，跟傅斯年他们唱对台戏，从他的讲义看出，地方风尚影响一生，而毕生用力处却在写诗。当然，更晚一辈的温州学人，接受完整的现代教育，往往容易由“文”向“学”转型，这里就不展开了。
现代学术的主流，当然也重视辞章，但诗词的写作、辞章的水平往往只是作为研究者的个人修养和研究能力的基础，现代学术的潮流已经转向学理和论述，诗词也一变为研究的对象，“填词”已向“词学”发展。慎社成员夏承焘由早年的“填词”转向为“词学”“填词”并重，可以说是温州地方文脉与现代学术潮流相结合的代表。他的《减字木兰花》中有一句：“梦路还应绕永嘉”，不忘来时路，其实可以视为另一种走不出永嘉路。
潘德宝